谁在买卖志愿服务时长-koko官网下载

有学生家长表示，她其实不排斥为公益活动付出一些成本，但她希望孩子参与的是真正的公益，而不是被包装成公益的生意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不久前，北京一位家长花198元，在某电商平台下单了5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长（也称“公益时长”）。当天晚上，孩子的公益平台账户里，就多了5个小时“社区环境治理”的记录。而整个过程中，孩子没有出过家门，没有做过任何与公益相关的事。

这样的交易并非孤例。在电商平台，公益时长被明码标价；在社交平台，各种“内部渠道”“快速录入”的信息暗流涌动。

从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到升学推荐再到出国申请，公益时长一次次出现在关键节点上，成为家长绕不开的焦虑，也催生出一条以造假、倒卖为特征的灰色产业链。

一个本应记录奉献与善意的数字，为何被包装成商品？

公益活动被包装成生意

邱爽是北京市一名二年级小学生的家长。上个学期末，学校统计过一次公益时长，因为没有硬性规定，邱爽没太当回事，帮孩子注册完账号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第二学期一开始，班主任告诉家长，公益时长要开始重视了，邱爽这才意识到，是不是该关注下适合孩子的公益活动了。

她打开小红书搜索“公益时长”，屏幕上一下子涌出大量帖子，标题都带着一种急迫感：“家长速码，上半年活动别错过”“北京公益时长，名额有限速抢”。

邱爽随机点开了一个koko官网下载主页，账号运营者是一个培训机构，该机构工作人员告诉邱爽，198元可以买6个小时公益时长，只需要告知孩子的身份证号，不需要孩子到现场，会有志愿者参加活动后把时长积累给孩子。“就这么把个人信息泄露出去，总觉得不太踏实。”邱爽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做了一晚上功课后，邱爽终于找到了一个看起来的确是做公益活动的机构。“清理盲道，交通安全员”“除旧布新，楼道清洁员”“社区环保小卫士”……该机构koko官网下载主页都是这些信息。她私信询问详情，对方很快回复了：“活动免费，没有任何报名费，唯一的要求是，参加活动时孩子需要穿统一马甲，199元一件。”

“参加一次活动能积累两个小时的时长，马甲买一件可以重复穿，但最多可以参加4次，也就是200元买8个公益时长，弄了半天还是买时长。”邱爽沮丧地说。

在另一个平台，邱爽看到一个英语小老师的招募信息：“给山区小学生当英语老师，线上授课，每周一次，持续一个学期，可以积累公益时长。”邱爽觉得这个活动有意义，孩子教孩子，既能做公益，又能锻炼表达能力。她加了对方微信，想问清楚具体怎么操作。

对方很快通过了申请，但聊天的走向跟她预想得不太一样。她问孩子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对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过来问她：“孩子英语水平怎么样？在学校英语成绩排多少名？有没有上过英语辅导班？上了多久？在哪个机构上的？”

邱爽一一回答，对方继续追问：“之前有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支教活动？我们这边对口语表达能力要求比较高，建议可以先做一个英语水平测试。”

她越聊越觉得不对。她翻看对方的朋友圈，发现里面全是英语培训课程的广告，寒暑假集训营、一对一外教、自然拼读班，应有尽有。她终于反应过来：这不是什么公益活动，而是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在获客。

邱爽其实不排斥为公益活动付出一些成本，但她希望孩子参与的是真正的公益，而不是被包装成公益的生意。

多名家长有被骗经历

邱爽的遭遇，在小学生家长中或许还不常见，但对于初中生家长来说，这已经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

记者随机采访了十位初中孩子的家长，有一半以上通过不同渠道购买过志愿服务时长，原因是“孩子没时间真正去线下参与公益活动”。家长们普遍反映：“自家孩子要是没有，肯定会在竞争中吃亏。”

此前，由凤凰网公益等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中学生公益实践白皮书》显示：56.6%的学生认为个人时间过于紧张导致无法参与公益实践，37.4%的中学生表示每周仅有5个小时以内的自由支配时间。

因此，面对部分学校对志愿服务时长的硬性要求，一些家长便选择花钱购买时长，“花钱买省事”。

邱爽的朋友王芳就有类似的经历，她的儿子今年上初二。

王芳儿子所在学校要求，每学期要完成2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计入综合素质评价，该评价直接影响到评优。

王芳的儿子之前去社区扫过两次马路，每次两个小时，回来抱怨说“30个同学抢10把扫帚，大部分时间在站着聊天”。王芳觉得那些形式化的活动意义不大，但学校要算分，她没有办法。

去年9月，她在家长群里看到一条消息。有人发了一个链接，点进去是一个名为“志愿汇”的页面，上面挂着几个社区服务项目，报名费五十到两百元不等。发消息的家长说，只要交钱，不用实际参加活动，后台会自动录入4个小时的公益时长，底下有七八个人回复“求链接”。

王芳没在那个链接里交钱，但她记住了这件事。

后来她跟几个同事聊起来，发现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渠道。有的来自培训机构，有的来自家委会的熟人，有的干脆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明码标价。一个同事告诉她，自己孩子上个学期所有的公益时长都是买来的，花了600元，学校从未核查。

“大家都在弄，你不弄就吃亏。”王芳的同事说。

“有什么办法呢？学校要这个东西，又不提供渠道。我们家长自己去找，根本找不到。最后就只能花钱买。”王芳告诉记者。

但花钱并不意味着省心。

今年3月，王芳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公益时长”，找到一个卖家，“十元一小时，量大从优”。她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自称是某公益组织员工，可以“内部操作”，要求先付一半定金，时长到账后付尾款。

王芳给孩子买了20个小时，支付了400元定金。第二天，对方发来一张截图，显示时长已经录入。她登录平台查询，确实有记录，便将剩余400元付清。

一周后，她再次登录平台，发现那20个小时的记录消失了。她联系卖家，发现微信已被拉黑。再去二手交易平台找那个店铺，店铺也已关闭。后来她才知道，那张截图是修图软件制作的，当时能查到的记录也是对方利用平台漏洞临时挂上去的，并未真正录入。

“我报了警，警察说涉案金额不到2000元，不够立案。后来我在家长群里一问，被同一个人骗的至少有七八个家长，加起来金额超过5000元了。但大家天南地北的，也不好联合报案。”王芳告诉记者。

分工明确的产业链

零散的被骗经历背后，是一条分工明确、运转成熟的灰色产业链。

张明辉从事公益时长中介业务已有近3年时间。他有3个微信群，每个群500人，几乎全部都是家长。他在群里发布各类公益活动的报名链接，每个活动收取30到80元不等的“组织费”。

“活动本身是真实的，比如去养老院打扫卫生、在河边捡垃圾、在图书馆整理图书，但家长和孩子不需要全程参与。”张明辉说，一般是签到和结束来一下，中间那两个小时，他们可以去做自己的事。

这种模式被他称为“灵活参与”。

具体操作方式为：他联系好接收单位（可以录入公益时长的机构），商定一个价格。以一个孩子收费50元为例，他给接收单位15元，自己留下35元。活动当天，他安排一人在现场负责签到和签退。家长带孩子来露个面，扫码签到后即可离开，两小时后再来扫码签退。中间这段时间，孩子可以去上补习班。

张明辉说：“现在的孩子哪有时间真的去做公益？周末两天排满了课。学校又要时长，我们这是帮他们解决问题。”

“这行没有门槛，谁都能干，但你得有资源，得认识接收单位，得能搞定平台审核。”张明辉补充，所有正规的公益活动，都需要在指定平台上发布、签到、签退，时长才会被学校和教育部门认可。

同时，在公益时长录入体系中，根据2021年施行的《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可以开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的主体包括：第一类是依法成立的志愿服务组织；第二类是慈善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公益活动举办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

他向记者介绍，有一些运转困难的公益组织，将发布活动的权限当作资源出售；一些已经停止活动的“僵尸”公益组织，账号也被私下买卖。它们以“合作”的名义，为中介提供活动发布和时长审核服务，收取每场数百元的“挂靠费”。

张明辉的工作，就是在平台上“挂上活动”。

他的做法是寻找有发布权限的公益组织合作。张明辉与他们签订“合作协议”，以他们的名义在平台上发布活动，活动结束后由他们审核通过时长。作为交换，他每场活动向这些组织支付两百到五百元的“挂靠费”。

“有的组织一年到头就靠这个活着。他们自己不做项目，就靠卖发布权限。”张明辉说。

教育部门的“尴尬”

河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并非不知道时长买卖的存在，但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首先，怎么认定一个时长是买的还是真的？平台上的记录都是合法的，签到、签退、照片都有，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核实。其次，就算查出来了，怎么处理？把学生的时长作废？那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就过不了，直接影响升学。谁来做这个决定？谁承担这个后果？”

他讲述了一个案例。

曾经有家长举报某个中介卖时长，调查后发现涉及的学生有三十多个，全部来自同一所学校。如果将这些学生的时长全部作废，三十多个学生的升学都会受到影响。学校校长来找他，说“能不能内部处理，不要闹大”。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中介继续做生意，那三十多个学生的时长一个都没动。

“我们也有苦衷。教育资源太紧张了，升学竞争太激烈了。公益时长这个指标，本来是为了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服务，结果变成了一个可以买卖的商品。”他说。

一边是教育部门的力不从心，一边是法律法规早已划定红线。

《志愿服务条例》明确，对以志愿服务名义进行营利性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由民政、工商等部门依法查处。

2025年5月，民政部公布了8起公益慈善领域非法社会组织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发生在辽宁营口。一个名为“辽宁营口爱心志愿者协会”的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组织在某医院外墙悬挂牌匾，组织人员着统一制服，以“志愿服务”为名开展所谓帮扶救援活动，并在网络平台转发为中小学生累计志愿服务时长的不实信息，通过虚假服务欺骗学生家长。

但在各地，还有大量类似的组织在灰色地带中游走，做着时长生意的“中间商”。

上述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提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公益时长之所以成为一门生意，根本原因在于它被“异化”了。它本是一个过程性记录，是孩子参与公益活动的证明，但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结果，一个可以用来升学、评优、出国的“硬通货”。

“你想想，如果公益时长不计入综合素质评价，不跟升学挂钩，还有多少人会去买？恐怕很少。但问题是，如果不跟升学挂钩，又有多少家长会让孩子去做公益？”他说。

（邱爽、王芳、张明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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