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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在广袤的乡村，数以亿计的农民正步入银发之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2亿。

伴随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少子化、空巢化现象日益普遍，加之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现实约束，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实际基础正在松动。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历史欠账与发展滞后等因素，更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短板中的短板”。

当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难以维系，不少地方开始探索新的出路。

去年6月，我国首份全国层面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总体性部署出台。截至目前，覆盖农村的基本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包括农村社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本期《法治周末》将视角转向农村养老问题，从个体感受、政策变迁方面展现农村养老服务中的变化和挑战，敬请关注。

一位空心村老人的养老日常

社保卡里的钱、田里的收成、儿子的汇款，构成了他晚年生活的经济图谱。在这个图谱里，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每一次开销都要反复权衡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清晨五点半，天刚蒙蒙亮，74岁的王守仁已经醒了。水稻3天前刚完成育苗移栽，接下来的三天要浇两次水，这是保收成的关键。为了赶在日头毒辣前干完活，他不得不比往常起得更早。

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挂在床头，袖口处已经磨出了毛边。他熟练地套上衣服，走进厨房。灶台上放着昨晚的剩饭——半碗米饭和一碟咸菜。转动煤气灶开关，蓝色的火苗蹿起，锅里的剩饭很快冒出热气。他就着咸菜默默吃完，这就是他今天的早饭。

这里是河北东部一个普通的村庄。户籍登记显示全村有1500多人，但常住人口还不到一半，且平均年龄已经超过65岁。王守仁的一儿一女都在县城打工，孙辈们也在县城上学。6年前，妻子因卵巢癌去世后，他就独自守着这座老屋和两亩田地。

“村里像我这样的老人多了去了。”王守仁掰着手指细数，光是他住的这条街道，12户人家中有8户是独居老人。他的手指粗糙，指节因常年劳作而微微变形。

经济压力

每个月的15号，王守仁总会骑电动车到镇上的农商银行，在自助查询机上插入社保卡、输入密码，眯着眼睛看屏幕上跳出的数字：180元。

这张社保卡记录了王守仁的养老经济账，这180元，也是王守仁最稳定的一笔收入。它来自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过多次上调，从最初的每月55元，到现在的180元。

除了养老金，再加上儿子们逢年过节的红包，以及卖水稻的钱，王守仁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0000元，“维持日常生活够了，就是不敢生病。”王守仁说。

王守仁患有高血压和关节炎，每月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吃的降压药一盒要28元一盒，一盒只能吃半个月。关节疼痛时贴的膏药，一盒三片要12元，只能用3天。“有时候疼得受不了才贴一片，能省就省。”王守仁说。

去年冬天，王守仁的关节炎发作特别厉害，村医给开了一个疗程的膏药后没有缓解，儿子带他去县城的医院，医生建议他做一个疗程的理疗，需要600多元。王守仁想了想还是拒绝了，“太贵了，够我吃3个月的药了”。

在王守仁的账本上，支出最大的一笔是“人情往来”这一项。

村里有红白喜事，他都得随份子，“除了红白喜事，老张家的孙女考上了大学，老李家的儿媳妇儿生了孩子，老刘家的孙子当了兵，老赵干活把腿摔骨折了要住院，这些都要随份子。”王守仁说。

每次随份子的金额100元到200元不等。“不能不随啊，开门过日子，互相交道要打。”王守仁说。

村子里的很多老人为了节省开支，在自家院子里开辟菜园种菜，不仅能省下买菜钱，吃不完的菜还可以拿到县城的集市上卖。不过，不同于年轻人使用二维码收款，王守仁喜欢收现金，“一个是自己不会弄二维码，还有就是让儿子把二维码打印出来我也不会用微信花钱。”王守仁说。

每天傍晚时分，王守仁开始准备晚饭。灶台上放着当季成熟的蔬菜，品相好的拿去卖钱，剩下的“歪瓜裂枣”自己留着吃。一碗水泡米饭配一碟西红柿炒鸡蛋，就是王守仁的全部晚餐。“这样一顿饭成本不到两块钱，要是买着吃，最少要五六块呢。”他说。

夜幕降临，王守仁拿出账本，记下今天的开销。社保卡里的钱、田里的收成、儿子的汇款，构成了他晚年生活的经济图谱。在这个图谱里，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每一次开销都要反复权衡。

医疗困局

最怕的是突然生病。今年春天，王守仁在屋顶补漏，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腰部重重地砸在院子的水泥地上。“当时就觉得腰跟断了似的，动弹不了。”王守仁说。

邻居闻声赶来，要送他去县城的医院，却被王守仁拒绝了。“孩子们都在打工，我去医院谁照顾？再说还得先垫钱。”他在床上硬躺了半个月，每天靠贴膏药缓解疼痛。

每次生病，村卫生室是王守仁最先求助的地方。67岁的村医李大夫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多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靠墙立着两个老式玻璃药柜，里面的药品稀稀拉拉，最常用的是感冒药和抗生素。

“现在最缺的是降压药和降糖药。”李大夫说，“这些常用药经常断货，上次进的100盒降压药，两个月就见底了。”最让他头疼的是，许多老人拿着县医院开的处方来取药，他这里10种药里有六七种都没有。

李大夫坦言：“自己的医术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医院都是电脑开药，可我连打字都不太会。”更让他忧心的是，村里没有年轻的医生愿意来接替他的工作。“等我干不动了，村民们连量血压都找不到人。”

隔壁村的冯春常对此也深有体会。她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期测血糖，但村里的村医已经3年没有进测血糖的试纸了。

“医生说那些东西贵，进了货也没人买，不如多进些感冒药。”张桂兰只能每个月坐车去县医院测一次，“来回车费20元，测血糖15元，一次就要35元。”

“其实慢性病和小病都能克服，最怕的是生大病。”王守仁说。

王守仁的老伴到去世时，“治病一共花了12万多元，新农合报销了4万元，大病保险又报了1.5万元，剩下的自己掏。”王守仁说。

王守仁坦言新农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目前，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但实际报销比例往往要低，因为一些药品和诊疗项目不在报销目录内。

王守仁的儿子解释说，实际报销比例低于70%的主要原因是很多药品不在报销目录内。“医生说的好些药都不在报销范围内，能报销的都是最基础的药。”他说。

比如，效果较好的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药物大多需要自费，一次治疗就要花费数千元。而常规化疗药物中，也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患者自付30%到50%的费用。此外，一些重要的检查项目，如pet-ct等高端影像学检查，也完全需要自费。

但王守仁还是很知足，他能感觉到国家对农民的用心，“如果不是有大病保险，那1.5万元也需要自己掏腰包。”

王守仁所说的大病保险，指的是对城乡居民因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报销，目的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再因为疾病陷入经济困境。

2012年8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针对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参保（合）人大病负担重的情况，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减轻城乡居民的大病负担，大病医保报销比例不低于50%。

今年，卫健委、民政部等四部门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范围的通知》，明确将膀胱癌、卵巢癌、肾癌、重性精神疾病及风湿性心脏病5个病种纳入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范围。

通知要求，鼓励各地在国家确定的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将本地区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疾病病种纳入专项救治。

“政策越来越好了，如果老伴当年能赶上这个政策，家里的经济负担还能小一点。”王守仁说。

空巢之痛

医疗困局尚未完全化解，另一个更为隐形的困境也摆在面前——当疾病来袭时，守在电话那头的儿女们却不在身边。

王守仁的腰痛虽然渐渐好转，但每次贴膏药时笨拙的动作，都在提醒他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最需要人搭把手的年纪，他却只能靠自己。

王守仁的大女儿在县城商场里卖衣服，小儿子跟着装修队干活。两个人都在县城买了房子，王守仁摔伤后，儿女们要接他去城里，但他住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在县城里像坐牢一样。”王守仁说，“白天孩子们都不在，我一个人也不知道找谁聊天，连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

王守仁的儿子也很无奈，他知道父亲一个人在家不放心，但没办法。“我回去种地根本攒不下钱，孩子要在城里上学，将来考大学，都需要钱。”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4月30日发布的《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97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跨区域作业）17871万人，占比59.6%。这些农民工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留守老人。

“我们这辈人理解孩子。”王守仁摆摆手，“他们不在家种地是为了让孩子不再当农民。只是有时候病了累了，真想有个人搭把手。”

王守仁最常做的是坐在院子里发呆，或者早早睡觉以节省电费。一台电视机是他唯一的娱乐伙伴。

每个周六的晚上，两个孩子都会和王守仁视频通话，王守仁总会提前洗好脸，换上最整洁的衣服，端坐在手机前。“爷爷！”屏幕里出现孙子圆圆的脸蛋，是老人一周中最开心的时刻。但信号总是不稳定，有时候话说一半就断了，有时候画面卡在那里，只剩下声音。

有一次视频时，王守仁的关节炎发作，疼得直冒冷汗，但他强忍着没说。“孩子在城里不容易，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事后，他在床上躺了3天，邻居发现他没出门，就过来看看，才知道他的情况。

在子女缺席的日子里，老人们自发形成了互助网络。王守仁和隔壁的张老太、对门的李老汉约定，每天早晨都在门口露个面，如果谁家的门一直关着，其他人就会去敲门看看。

农村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匮乏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70%的农村老人主要休闲方式为看电视、听广播，超过40%的老人表示经常感到孤独。

王守仁最期待的是每月15日的养老金发放日。“那天大家都会去镇上取钱，能碰见几个老伙计，说说话。”取完钱，几个老人通常会凑份子买点猪头肉，打一壶散酒，聚在一起喝两杯。“那是最高兴的时候了。”

政策利好

尽管空巢的孤寂与医疗的困境依然如影随形，但政策的春风正悄然吹进这个村庄。当王守仁和老伙计们围坐闲谈时，越来越多关于养老政策的话题被提起，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话题，正逐渐化作他们生活中真切可感的改变。

去年春天，县里来的工作人员为王守仁办理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虽然目前家庭医生还只能提供基本的健康咨询和定期电话回访，但对王守仁来说，这已经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待遇。

变化不仅发生在医疗保障方面。

2022年，民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要求每个县至少建有一所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在王守仁所在的县，一座崭新的养老院已经建成。虽然每月2000多元的费用让大多数老人望而却步，但政府正在研究制定补贴政策，让更多的农村老人能够住得起。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等21个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这是首次在全国层面，专门对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了总体性、系统性的部署。

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养老模式。

浙江省推出的“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已经在多个村庄落地。低龄老人通过照顾高龄老人获得政府补贴，既解决了养老服务人员不足的问题，又为低龄老人增加了收入。

四川省试点的“农村养老驿站”则为老人提供了日间照料、餐饮服务和文化娱乐活动。

王守仁听说邻县就有这样的驿站，老人们可以在那里吃饭、下棋、看电视，还有志愿者定期来组织活动。

让王守仁感到欣喜的还有快递服务的普及。

村里通了快递后，儿子和女儿经常网购东西直接寄到家里。“有时候是一件新衣服，有时候是一箱牛奶，还有一次居然是个按摩仪。”每次收到包裹，王守仁都会在电话里埋怨孩子们乱花钱，但挂掉电话后会高兴好几天。

他特意把孩子们寄来的东西都收在一个箱子里，有老伙计来串门时，就会拿出来“炫耀”一番。

2023年，国家出台《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基本养老服务的内涵和范围，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对王守仁这样的农村老人来说，这意味着未来的养老将更有保障。

最近，王守仁从村干部那里听说了一个新词——“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村干部解释说，这是要把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结合起来，形成一张覆盖所有老人的保障网。虽然王守仁不太明白这些专业术语的具体含义，但他能感受到生活正在一点点变好。

傍晚时分，王守仁和几个老伙计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闲聊。话题从过去的艰辛转到现在的变化，再谈到未来的期盼。

“听说以后每个月都有志愿者来村里给老人理发、剪指甲，还说要在村里建个活动中心，里面有图书室和棋牌室。”王守仁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王守仁相信，不久的将来，他和老伙计们能够安享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虽然儿女不在身边的日子依然难熬，但至少，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群体。

（王守仁，冯春常为化名）

政策引领下的农村互助养老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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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帮扶“80后”

清晨六点，65岁的李桂英就起床了。她利落地生火做饭，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隔壁82岁的王老伯准备早餐。王老伯腿脚不便，子女都在外地打工，自从村里开展互助养老以来，李秀英每天都会为他送去热乎乎的早饭。

“看着老王大哥能吃上口热饭，我心里也暖和。”李桂英说。在这个位于山西中部的村庄里，像她这样的互助养老志愿者还有二十多人。

这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一个缩影。在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互助养老服务正被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农村互助养老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能否成为农村养老破局之举？

“大家互相帮忙，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起娱乐，农村老人也能享好福。”李桂英说，她所在的村庄在2024年就成立了“互助养老合作社”，合作社由村集体牵头成立，组织村里的老人“抱团养老”，解决农村养老资源薄弱的问题。

她介绍，由村里的低龄老人组成“互助服务队”，帮高龄、失能老人买菜、做饭、打扫卫生，资金来源主要是村集体补贴、社会捐赠和老人少量交费。

李桂英说：“每天早上互助服务队的低龄老人会上门看望高龄老人，帮他们测量血压，中午大家在养老中心一起吃饭，饭菜由服务队轮流制作，保证营养均衡，下午一起在活动室下棋、聊天、唱老歌，傍晚服务队送高龄老人回家。”

最开始，互助养老的雏形源自老人们自发的互助行为，后来村委会将之规范化：将全村老人分成十个互助小组，每组由一名相对年轻的老人担任组长，负责日常联络和互助安排。每周一上午，组长们会到村委会开会，汇报上周情况和本周计划。

“最开始就是互相看看门，后来慢慢发展到帮忙买菜、做饭、送医取药。”李桂英介绍，这个模式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操作规范。

最让老人们感到暖心的是“爱心食堂”的设立。由于独自做饭不便，村里利用闲置的校舍改建了一个食堂，由5名低龄老人轮流做饭，就餐老人每餐支付3元钱。“不仅省事了，还能跟大家说说话，比一个人吃饭香多了。”李桂英说。

目前，食堂每天为三十多位老人提供午餐，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还会送餐上门。

现实困境

不过，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也日渐受到挑战。

资金不足是最突出的问题。虽然有一定补贴，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水电费、食材费、设备维修费，处处都要花钱。”一位村干部向《法治周末》记者坦言，“上级补贴只够基本运营，想要发展得更好，还差得远。”

以爱心食堂为例，每天三十多人就餐，每人每餐3元，一天收入约100元，但实际成本在200元左右，差额部分需要村委会从其他经费中补贴。“长此以往，难以为继。”上述村干部说。

据中国老龄协会《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研究报告》介绍，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基金会、村集体、抱团共兑等。但在各级财政普遍吃紧的状态下，政府拨款不稳定，多地互助养老将希望寄托于外部的社会组织支持。

人员稳定性也是个大问题。

最初参与服务的低龄老人大多年事已高，自身健康情况也不乐观。“去年我们还有8个能服务的，今年就剩下5个了。”李秀英说，“说不定哪天，我也需要别人来照顾了。”村里曾经尝试招募年轻些的志愿者，但大多数中年人还在为生计奔波，无暇参与志愿服务。

此外，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专业指导、应急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制约着互助养老的发展。最棘手的是医疗护理问题，老人们普遍患有慢性病，需要定期服药和健康监测，而互助养老难以提供专业的医疗照护。

互助养老待完善

上述“60后”帮扶“80后”模式，不仅有效缓解了村庄内部养老服务供给的短缺，其价值也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关注与认可。

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这种强调邻里互助、老老相助的养老形式，正从基层的自发探索逐步上升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养老策略。

2019年，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广泛发展互助式养老服务，采取社会捐赠、老人自筹、村民互助等方式举办农村幸福院和养老大院，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1年，“新型农村互助养老”概念首先在国务院《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中出现。《规划》“功能定位”部分提到：“在农村，结合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以乡镇敬老院为基础，建设日间照料和短期托养的养老床位，逐步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转变，向留守老年人及其他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配餐等服务；以建制村和较大自然村为基点，依托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　　

2022年2月，《“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以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等为依托，构建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实施细则，给予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

2024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发挥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带动作用，采取‘中心＋站点’等方式，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点题“村级互助性养老服务”。

同时，多位学者、官员呼吁通过立法来对农村养老进行顶层设计，明确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权责边界。

据记者梳理，1996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出台，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2018年，该法第三次修订，相关表述调整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不过，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距上次修订逾十年，其条款多基于城市，缺乏对农村现实的针对性回应。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建议，应尽快启动该法修订进程，并明确赋予村委会、基层老年协会及社会组织的法定照护资格，补足当前农村监护责任空置的制度缺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范进学也认为，多数养老制度仍停留在政策与文件层面，法治化程度不高。应构建完善三级农村养老服务法律体系，专门制定农村养老服务法，以回应村庄治理实际。

目前，养老服务立法已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　　

“农村养老需从养儿防老到互助养老”

——专访中国老龄政策法律研究所所长任际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少子化、空巢化问题以及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约束，农村家庭养老的现实基础正在动摇。

为了解农村空巢老人生活现状，中国老龄政策法律研究所所长任际和她的团队走访了西北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京津冀4个地区，《法治周末》记者就此对任际进行了专访。

《法治周末》：在您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农村养老服务与城镇养老服务有什么不同？

任际：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失能、半失能和空巢老人多，农村养老尤其是留守老年人的养老面临诸多现实和难题。

一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不同的发展差距等因素，这部分老年人的总体经济水平往往与城市或者城镇有很大差异；二是在农村的留守老人由于其作为农业人口中较为特殊的群体，养老的现实要求与城市或者城镇也有很多区别；三是涉及财政预算和公共福利领域的城乡不同，支出效果也是明显不同的。这就形成了农村与城镇的老龄化问题的不同koko官网下载的解决方案。

《法治周末》：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任际：首先，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很多农村家庭逐渐出现“空巢化”，留在农村的老人在获取基本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精神慰藉等“生命尊严”资源上处于明显弱势。

二是数字鸿沟影响了农村养老服务分配的可及性。科技赋能的智慧养老是养老发展趋势，但目前大部分农村老人面临“不会用、用不起、不敢用”智能设备的困境。因此，数字化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将部分老人排除在外，形成新的“服务壁垒”。

《法治周末》：农村的失能老人是如何被照护的？与城镇失能老人的照护有区别吗？

任际：一是传统家庭照护失灵。农村失能老年人“无人可依、无力承担以及技能缺失”；二是社会保障阻碍。长护险试点还没有推广到农村，而农村敬老院拒收或对失能老年人照顾不周。

《法治周末》：您如何看待目前农村的“养儿防老”现象？

任际：从历史看，我国农村养老方式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基本方式，也形成了“养儿防老”的口号。在这种方式中，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民依赖的土地，农村留守老年人可以通过土地，获得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但现在在农村，这一传统是岌岌可危的，在调研中，很多老年人告诉我们：“养儿不但不防老，还成了他们外出工作的负担。”

城镇化增加了大城市对土地的需求，留守老年人如果“失地”，可能会导致所依赖的养老收入无法实现，同时老年人劳动能力下降，城镇化土地出现闲置，也会形成养老的经济困境。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人开始独自生活，城乡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新时代下面临着重塑的问题。

其次，低生育率也改变了过去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传统的多子多福逐渐被少子化取代，代际支持弱化、经济的压力也在消磨着传统的孝道。

我认为“养老防老”面临着转型，要从传统的“养儿防老”到“共老”（农村互助养老），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回流，青壮年人口回乡；还有就是需要村民自治和社区共治激活农村内生力量，如农村养老互助基金，低龄活力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等方式；最后是科技赋能的智慧养老，改变“养老防老”单一支柱，重建农村养老文化。

《法治周末》：您如何看待农村老人的空巢化？

任际：农村老人的空巢化首先表现在空间上的孤独，农村部分老年人分散居住造成了服务的可及性不足，比如，农村老年人去卫生所路途远，还有就是精神生活贫瘠，文化生活不丰富；二是经济上的障碍，农村养老保障不到位（根据生活状况调查，农村老年人可支配收入不足300元）；三是社会系统性的照护不足，比如，家庭功能弱化后，村民自治组织没有补充。

《法治周末》：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情况是什么阶段？保险三大支柱怎样向农村老年人倾斜？当下农村老年人以居家养老为主，怎样让他们享受到城镇老人社区居家养老的政策和待遇？

任际：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或者养老保险能力还比较弱，尽管农村的老年人社会保障覆盖率有提高，但是保障水平依然不高。比如，目前有70%的城镇老年人依靠养老金生活，而农村的这一比例仅有10%。

因此，纾解农村养老难题需构建“法律保障 政策支持 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建议完善农村养老专项资助，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的财政支持，从保险、财税、服务等领域，重点解决农村老人照料缺失和医养资源不足等突出问题。

责编：戴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