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证据审查和量刑适用最高检发布10件刑事抗诉典型案例-koko官网下载

《法治周末》记者 孙继斌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发布“刘某故意伤害二审抗诉案”等10件刑事抗诉典型案例。这是2023年7月最高检首次以刑事抗诉为主题发布指导性案例后，再次聚焦刑事抗诉工作，发布典型案例。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综合运用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及时纠正定罪量刑明显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问题。”定性准确、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裁判公正最基础的体现。

记者观察到，该批典型案例涵盖普通犯罪检察、重大犯罪检察、职务犯罪检察、经济犯罪检察等多个条线，既有检察机关针对一审判决进行监督的二审抗诉案件，也有针对已生效裁判开展监督的再审抗诉案件，还有体现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影响司法公正的案件开展接续监督的二审、再审抗诉案件。

聚焦证据审查判断问题

该批典型案例发布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典型案例有哪些特点？每个案例的典型意义体现在哪里？如何用好这批典型案例？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元明就相关问题接受了媒体采访。

元明介绍说，案件类型范围广，监督内容丰富，具有较强的引领示范价值。从案件类型看，这批典型案例涵盖刑检多个条线。其中，普通犯罪1件、重大犯罪5件、职务犯罪2件、经济犯罪2件；从抗诉类型看，二审抗诉6件，审判监督程序抗诉2件，二审、再审接续抗诉2件。从案件特点看，既有轻罪向重罪抗诉的案件，也有重罪向轻罪抗诉的案件，既有被害人请求抗诉的案件，也有检察机关依职权抗诉的案件。从抗诉理由看，既有事实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的案件，还有法律适用错误，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以及量刑明显不当的案件。案件类型范围广，监督内容丰富，具有较强的引领示范价值。

他说，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证据审查判断和量刑适用等疑难复杂问题。证据采信错误是刑事抗诉的主要理由之一。据统计，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刑事抗诉6530件，其中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有新的证据为抗诉理由的案件约占全部刑事抗诉案件的35%。这批典型案例中，有4个案件涉及证据审查判断问题。

例如，“王某某爆炸二审抗诉案”是一起无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的爆炸案件，该案对于检察人员在办理手段隐蔽且被告人“零口供”的爆炸案件时如何运用间接证据定案具有借鉴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时，要重点审查案件侦破过程是否客观自然，围绕爆炸物的来源及其制作、安装、引爆过程，补充完善证据，结合现场物证痕迹检验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动态还原作案经过，充分运用鉴定意见、专家证人意见等辅助办案。

通过这批典型案例，元明强调，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抗诉案件时，要加强抗诉前后证据补证补强工作，对于抗诉理由正确但证据相对单薄的提请抗诉案件，上级检察院不应仅简单作出支持或者不支持抗诉决定，还要与下级检察院共同开展证据补强工作，充分运用自行侦查与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相结合的方式，补足补强抗点。

涉及量刑及法律适用问题

定性准确、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裁判公正的重要体现。量刑明显不当、定性有误是刑事抗诉的主要理由。据悉，该批典型案例中，有6件案件涉及量刑及法律适用问题。

定性准确、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裁判公正最基础的体现。因法律适用不准确导致量刑明显不当或者定性准确但量刑畸轻、畸重是刑事抗诉的主要理由。该批对外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涉及量刑适用的案例共3件，分别为：朱某某故意杀人二审抗诉案；叶某某、李某某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二审抗诉案；魏某受贿等犯罪二审抗诉案。涉及法律适用的案例共3件，分别为：张某、廖某某挪用公款等犯罪二审、再审抗诉案；朱某某贩卖、运输毒品再审抗诉案；孙某集资诈骗再审抗诉案。

如“朱某某故意杀人二审抗诉案”系被告人在公共场所大学校园，公然对大学生行凶致大学生重伤二级，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恶性案件。该案典型意义在于对此类严重暴力犯罪，要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动机、犯罪手段、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因素，从严把握从宽的幅度。对法院不当适用从轻量刑情节、量刑畸轻的，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最终被告人由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改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罚当其罪。

又如“张某、廖某某挪用公款等犯罪二审、再审抗诉案”系一起二审、再审接续抗诉的挪用公款案件。原审裁判未认定二被告人构成挪用公款罪导致量刑明显不当。检察机关通过补充完善证据、接续抗诉，法院改判二被告人构成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准确适用挪用公款罪立法解释，正确把握“个人决定”“谋取个人利益”的本质特征。对于内外勾结、手段隐蔽，企图以正常市场交易等形式实施的挪用公款犯罪，检察机关经全面梳理、复核相关证人证言、经济合同、商品真实交易情况等证据，查明挪用公款背后的目的、资金流转、商品流通和获益情况，揭露虚假交易本质，依法精准指控。

再如“朱某某贩卖、运输毒品再审抗诉案”是一起检察机关在组织开展刑事审判监督专项评查活动中发现抗诉线索的案件。该案对于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区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贩卖毒品罪具有借鉴意义，提醒办案人员在认定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时要注重对毒品犯罪上下家言词证据的挖掘。对于行为人长途购买毒品的，还要注重审查是否伴随有运输毒品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流通目的，全面认定犯罪事实，准确适用法律。

元明表示，此次发布刑事抗诉典型案例是落实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后续将继续强化对刑事抗诉工作的综合业务指导，研究制定刑事审判监督工作规则，助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刑事抗诉案件。

让每一个司法个案都能受到法律监督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蔡道通认为，最高检此次发布刑事抗诉典型案例颇有价值。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蔡道通说，法治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法治建设包含了众多的内容与层面，刑事法治是其中的难点与重点，也是衡量法治建设层次与水平的“最短木桶条”。因为刑事案件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最为复杂、最为困难，但也最为敏感，进而也是最为重要，关乎每个公民对于公平与正义的判断与认识。对于司法如何在实现社会保护的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基本人权，做到罪疑从无、罚当其罪，是刑事司法的重要任务与责任担当。

他说，我国的宪法制度设置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责任与权力，即通过法律监督制度防火墙的设置，最大限度地确保每一个司法裁判的公平与公正，使得错误或者不当司法判决得以纠正。这种制度设置，就是通过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抗诉权的行使，让每一个司法个案都能受到法律监督，最大限度地实现无罪者就应当出罪、罪轻者就应当轻罚和罪重者就必须重罪，让公平与正义真正体现在每一个司法个案中。他认为，最高检选编发布的10件刑事抗诉典型案例，就是全国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回应社会关切的最新履职答卷。

责编：戴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