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直播消费发生纠纷时，不能泛化平台责任-koko官网下载

□熊文聪

随着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迭代创新，网络直播产业快速发展，不断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但也时常引发一些纠纷和争议。比如，当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打赏主播，直播平台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直播平台是否需要向用户或用户的亲属返还其赏金分成？直播平台是否负有事前的审查监督义务？管见认为，网络直播产业涉及多方主体，在进行权利、义务及责任的分配时，理应回到民法的基本原理与规范层面，通过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方法论，予以全面且深入的利弊权衡与审慎考量。

互联网每天充斥着各种海量的、稍瞬即逝的内容和信息，作为一个市场经营主体，平台无法成为保证他人言论与行为合规的守门人或清道夫，更不应当由其充当网络警察。搭建平台的本意，是为了让各方都有所收获、实现共赢，并给整个社会带来收益与价值，不能给平台扣上“原罪”的帽子，不能让平台承担本不属于它的过重合规义务和法律责任。

面对可能出现的负外部性及损害后果，应当允许平台自行开发并采取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罚双管齐下的治理方案。就事前预防而言，由于网络直播具有短、频、快的特点，且涉及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平台无法也不该对每一条直播内容进行录屏、监督和审查。但平台可以通过设立投诉举报机制，借助用户投诉举报来对主播表演中存在的不当内容进行有效防范。当然，举报人在进行投诉举报时，应指明具体出处并提供真实证据线索，以防用户恶意干扰正常的直播活动。平台是否会积极处理用户的投诉举报呢？其实，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各家平台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某平台的声誉不佳，充斥着各种欺诈、诱骗类的直播表演内容，那用户就会用脚投票，离开平台，平台就无法持续经营下去。

就事后处罚而言，由于人人都是风险厌恶者，针对主播一次性的过重处罚（如扣除全部打赏赏金、直接封号、拉入黑名单等）是不适当的，高频、低成本的分层级处罚才是更优选择。这方面，抖音直播平台推出的“主播健康分”体系就是很好的典范，即根据主播的长期行为表现，对他的违规行为进行扣分，扣分之后他处在不同的健康分阶段，也就会受到不同的权益限制。这种“行为与收益直接挂钩”的评价机制能够有效激励主播做好其内容，并且省去了由平台来教主播具体该怎么做的成本。

无论是网络直播平台的设立，还是其提供的服务行为和主播的表演内容，都受到国家政策法规的严格监管，不能想当然地推定主播的表演内容都属于违规或其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主张该演艺服务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并要求返还赏金的起诉主体，负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若其举证不能或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应当承担败诉后果。同时，风俗人情和社会观念在不断变化，不能将任何行为泛道德化。实际上，部分消费纠纷脱离了直播平台的管理和监督范畴，有的主播承诺如果用户送礼物，便约定线下见面等，这些行为超出了直播平台的掌控范畴，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给直播平台的介入和核实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纠纷与直播行业存在关联，就要求直播平台承担超出其合理监管范围的过重责任，这有失公允，也违背了法律规定中关于责任划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原则。

此外，在既有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夫妻另一方要求直播平台运营者或主播返还打赏赏金的案件案由归为合同纠纷。但值得注意的是，发起赏金返还诉讼的原告通常不是该合同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而往往是打赏人的配偶，其主张返还打赏赏金的理由也不是主播或平台运营者构成违约，而是作为配偶一方的打赏人未经另一方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于直播间充值打赏构成无权处分，主播或平台运营者只是该无权处分财产的第三方受让人，故这类案件的案由应当划入无权处分纠纷，而非合同纠纷。之所以要强调案由的正确归类，是因为合同纠纷是不以合同关系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为要件的。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要求返还无权处分的财产的诉讼，必须考虑被诉方的主观过错。在任何一家稍有规模的网络平台上，每时每刻都有成百上千位主播同时在线直播，且主播可以随时切换或关闭其直播内容，平台运营者对随时动态变化的直播内容是否侵权违法并不负有事先一一审查义务，只要其采取了事先的明确提醒和经有效通知后的及时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就应当认定其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要求其全额退还充值赏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网络直播表演与打赏虽然是一种新兴业态，但它并没有跳出现行民法典的涵摄范围，司法者与执法者应当根据明确的法律规定及其背后所承载的立法者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宗旨，对相关案件进行妥当的处理，以维系平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责编：王京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