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正道自直 律典承儒学——论北魏高允在引礼入法中的贡献-koko官网下载

北魏法律能从一个莽荒时代直接跨入高度发达的法典时代，并被北齐后继承并最终影响到隋唐时期的法典制定，正是得益于高允等人在此前的贡献

□夏扬

高允出身渤海高氏，是渤海高氏家族的著名人物。渤海郡世出名人，在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作用。拓跋氏建立北魏之后，高允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等五帝，为北魏早期杰出政治家、文学家和法制人物，其所处正是北魏历史上著名的“平城时代”，亲历北魏拓跋鲜卑族迅速汉化的关键时期。高允为汉臣，极力推动鲜卑族的儒家化与民族融合，其仕途跌宕起伏，充满冲突与曲折，但最终“光宠四世，终享百龄”，其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位汉族政治家的独特胸怀、处事之道与人格魅力。

危而不阿 清廉立身

自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之后，努力向汉族文化看齐，其强力推行的汉化政策与鲜卑族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不符，因此与守旧贵族产生激烈冲突。作为草原与农耕交界的都城，平城既为高允的活动提供了舞台，也给高允的人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高允少有大志，潜心向学，擅长经史、天文、术数等。明元帝时，高允以学识被朝廷征召为官。高允的出身以及求学经历使其带上汉族儒家知识分子的浓重色彩，家族所传承的政事处理经验也为北魏鲜卑政权所急需，从而顺利入仕。汉族知识分子为北魏皇室所用，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也处在与反对汉化的旧有贵族势力斗争的第一线。如何在这样的官场中生存，这是十分考验人生智慧的。高允所凭借的就是身正不阿曲、廉洁奉公的做官之道。高允的清廉自守帮助其屡屡摆脱政治漩涡。

高允在仕途中遭遇的最大的危境便是国史案。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时任司徒的崔浩奉诏主持修撰国史。作为汉族儒臣的崔浩秉笔直书，“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将鲜卑族较为原始风俗习惯以及北魏政权发展早期的野蛮做法、政策错乱尽书于史。不仅如此，书成之后将其内容镌刻于石，立于通衢大道公之于众。崔浩本意为督促社会进步、助力太武帝与守旧势力的斗争、帮助其实现不断汉化的理想。不料，崔浩此举惹怒众多北魏贵族，认为其以修史“暴扬国恶”，故意揭丑鲜卑族，兴师问罪。太武帝下令处死崔浩并株连九族。高允也参与国史编纂，同样牵连其中。

虽然身处危境，高允却不卑不亢，“蹈危祸之机，抗雷电之气，处死夷然，忘身济物，卒悟明主”（《魏书·高允传》）。国史案爆发时，崔浩已下狱，魏太武帝欲追究高允在此事中的责任，太子拓跋晃素敬重高允，为其命运担心，私下教其将责任推诿至崔浩。在殿上面对太武帝诘问之时，高允却直言答曰：“臣与浩同撰史，注疏之责尤多于浩。”闻听此言，太武帝大怒，意欲杀之。太子为其求情，高允却说：“臣不敢违心苟免！”太武帝也因高允的正直最终将其赦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东公翟黑子本有宠于太武帝，却私下收受他人行贿之布匹。高允劝其如实自首，他却怒而认为，高允欲陷害其获死罪，与高允断绝关系。不料，此事最终东窗事发，翟黑子被处死。

高允在国史事件中能够全身而退，并非只是因为太子的眷意以及太武帝的摇摆，更多是因为其拥有正直的品格、清廉的为官，并以此赢得朝野的普遍尊重。高允曾长期担任五品的中书侍郎、著作郎职官等达27年之久，同期的崔浩、游雅等人早已位列公卿，高允廉洁谦退，不争权位，从不跑官、要官。同时，高允从不贪恋财物，“虽礼秩优渥，而家贫布衣”，甚至散财救济流民。高允也从不为子弟求官职，以至“子弟皆无官爵”。史书评价其为：“怀德惟宁，守善惟庆。”正是因为“怀德”和“守善”的品质，才使得高允化险为夷。

谏阻滥杀 均田养民

在国史案中，高允以正直廉洁获得太武帝的信任，太武帝随后命高允草定诏书，诛杀崔浩族人以及众多编纂参与者，牵连甚广。对此，高允又加以谏阻。高允认为：“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崔浩的责任应当追究，但罪不应当及于他人。在高允的坚持之下，太武帝也颇受触动，最终决定只处死崔浩及其姻亲族人，其他参与者本人处死，不再广泛株连。太武帝感叹：“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参与国史编纂的宗钦在受刑之前感叹道：“高允其殆圣乎。”他由衷地感谢高允。高允本人在此事件尚离险境不远，却仍敢于直言，秉持儒家仁恕理念，反对滥杀。这一事件遏制了株连之风，在促进北魏政权的进一步汉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拓跋氏统治集团一方面利用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有猜忌和隔阂。汉族知识分子的行为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此前，太武帝赐死邓渊和段晖便为国史案的前奏。高允的据理力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走向。高允从儒家思想出发，强调“刑以之中，政以之平”，反对滥杀、牵连甚众。他说：“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能无咎乎？（《魏书·高允传》）”圣人后代也可以犯错误，罪犯也可能称王。圣人和英雄如此，普通人又怎么可能不犯错呢？高允以汉族历史中的著名故事劝诫统治者，以促其改变残酷的株连传统。此后孝文帝改革株连制度，“门房之诛”虽仍残酷，但较此前的株连已大大缓和。高允的数次谏阻正是这种转变的促进力量。

北魏政权出自游牧民族，对农耕生产并不擅长，对农耕基础上的社会治理了解不多。北魏政权将全国的很多土地设为禁地，以此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作为汉族知识分子的高允，当太武帝问其“万机之务，何者为先”时，直言“所知唯田，请言农事”，将话题转移至北魏政权所关心的生产方式的改变之上，以此为民请命。高允指出，应当解禁京城四周的良田，允许百姓耕种。太武帝认同这一建议，很快解除了田禁，百姓因此获得大量良田。高允的这一建议为孝文帝此后颁布《均田诏》，在北魏基层社会推行均田制打下基础。北魏的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土地制度治理的崭新方式。均田制既是对儒家井田理想的继承和发扬，又应合北魏汉化过程中生产方式的改革需求，并为以后隋唐时代推行的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创制了先例。高允从儒家仁恕思想出发，为民请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

北魏文成帝时，有臣下劝文成帝建造更为辉煌的宫殿。高允爱惜民力、尊崇民本，对此加以劝诫，“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征调万人修筑宫室，必然造成巨大损害和废弛，古人所认识到的问题，在今天也必然也应验。文成帝最终采纳了高允的意见，不再大兴土木。高允对民力的怜惜、对百姓的体恤有着一贯的立场。放在北魏政局的大背景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允的主张促进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广泛传播，同时也使得北魏政权对于社会治理规律有了进一步深入的认识。

引礼入法 建树律典

出生于儒学世家的高允喜好读书，少年时曾背负儒家典籍长途跋涉求师问学。高允“尤好春秋公羊”，对于儒家礼义有着深刻理解。参与大政之后，也不惜余力推广儒学。冯太后诛乙浑之后，任用汉臣，高允及时上奏“请复兴郡学”，要求恢复官办学校，以加强儒家思想的传播，实现移风易俗。高允还请求朝廷收集北魏境内的儒家书籍，加以妥善保存以供利用，从教育层面推动北魏政权的进一步汉化。

高允初登仕途便主理刑辟，也努力将礼的精神贯彻其中。阳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将军之时，当时诸州有许多案件迟滞未决，杜超便命高允与吕熙去各州加以审理。在处理这些案件时，高允清平断狱，获得了奖赏。相反，吕煕等人收受贿赂，最终获罪。太平真君年间，狱讼留滞，高允任职中书监，却接受命令去进行司法审判。经三十年，高允始终严格依照律条审断案件，“内外称平”。高允认为狱讼为百姓所关切，“狱者民之命也”，可见，高允始终以清廉自守要求自己，并努力对北魏的司法审断之风产生影响。高允也自认：“吾在中书时有阴德，济救民命。若阳报不差，吾寿应享百年矣。”果然，高允寿高至98岁。

“经义决狱”是高允审判活动的最大特色，儒家经义一直贯彻其中。高允的引经断狱上承汉代中期董仲舒所倡导的经义决狱，下启隋唐的引礼入法。太和十二年，孝文帝颁诏确立“存留养亲”制度，这一制度为此后众多朝代所承袭。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北魏，在中国法律史上存有一席之地，正是因为高允等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

在北魏的政治空间中，太武帝经常与高允讨论刑政、听取高允的意见。高允以儒家经义对答，在细枝末节之处影响刑罚的实施。高允也曾接受诏命，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等人一起共定律令。“盖世祖定律，实出于崔浩高允之手”（程树德《九朝律考》）。在太和三年，“诏允议定律令”，高允参加了《北魏律》早期制定活动。“此太和第一次定律，其议律之人如高允、高闾等皆中原儒士，保持汉代学术之遗风者”（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孝文帝时制定的《北魏律》是中国古代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法典，法典正式制定之时，高允虽已身故，但在修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闾、李冲，或为高允弟子，或曾为高允同僚，其子高绰也曾“参议律令”。这些人均不可避免受到高允的影响。高允为《北魏律》确立了制定方向，保证了其最终能够达到的高度。“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魏书·高允传》），北魏法律能从一个莽荒时代直接跨入高度发达的法典时代，并被北齐后继承并最终影响到隋唐时期的法典制定，正是得益于高允等人在此前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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