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担保的效力边界与风险防控基于最高法裁判要旨的实务解析-koko官网下载

公司担保是一柄“双刃剑”，最高法的裁判要旨为市场主体划定了清晰的“航道”与“雷区”。无论作为担保人还是债权人，唯有深刻理解并恪守程序正义，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才能在复杂的商业博弈中行稳致远

视觉中国供图

□杨志立

公司对外担保作为常见的增信措施，在促进资金融通、保障交易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担保行为背后潜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若处理不当，不仅可能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更会使公司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公布的一批公司担保案件裁判要旨，揭示了司法实践中担保效力认定的核心标准。本文结合这些权威案例展开深度解析，旨在为公司担保实务提供可行指引。

决议程序与效力认定

公司担保的核心法律依据为公司法第十五条（2023年公司法修订前为第十六条），该条款明确：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长期以来，违反该条款签订的担保合同效力问题，理论与实务界存在争议，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要旨为此划定了明确方向。

在（2021）最高法民申117号案中，最高法明确指出，公司法中相关规定属于管理性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意味着，即便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违反该条款、未经授权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合同也不当然无效。合同效力的关键，在于交易相对方（债权人）是否为“善意”——若债权人“具有明显过错”，则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这一裁判精神直指公司担保风险防控的核心：内部决议是效力基础，而债权人的外部审查是关键保障。

审查义务的边界

“善意”并非单纯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是以债权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为核心的客观行为标准，最高法公布的案例集清晰勾勒出审查义务的边界。

从一般情况来看，债权人接受公司担保时的基本义务是审查担保方是否提供相应公司决议文件，包括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此种审查以“形式审查”为限，即核查决议文件是否存在、签章是否齐全、决议内容与担保事项是否一致等，通常无需深入核实会议召开的真实性、程序合法性等实质问题。

而“非善意”的典型情形体现为债权人明知或应知担保行为越权。在（2020）最高法民终676号案中，宇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被要求搬迁的托某某公司董事，对于托某某公司提供的“搬迁承诺”（实质上构成担保或重大义务负担）未履行内部决议程序一事，宇某公司属“明知”。最高法据此认定宇某公司不构成善意相对方，其与托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协议对托某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案例明确警示：若债权人与担保公司存在人员交叉、关联关系，或通过其他途径明确知晓对方未履行内部决议程序，便无权主张“善意”，其债权将无法获得担保支持。

两类担保审查要点

相较于普通公司担保，最高法裁判要旨对上市公司担保与关联担保设定了更高审查标准，这两类情形的风险防控需重点关注。

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重大经营决策尤其是对外担保受证券监管规则严格约束，“公开披露”是核心要求。（2020）最高法民申5166号案与（2021）最高法民申117号案的评述，均体现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的精神：债权人对上市公司担保的审查义务，不能仅满足于获取内部决议，还必须登录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koko官网下载官网、巨潮资讯网等指定平台，核查该担保是否按规定公开披露。

具体而言，债权人的审查要点包括：一是担保事项是否已发布公告；二是公告披露的决议机构、担保金额是否匹配公司章程及监管规定（例如，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通常需经股东大会审议）；三是担保合同内容与公告内容是否一致。

若上市公司未披露担保信息，或债权人无法举证已审查公开信息，法院大概率认定其未尽审慎义务，构成“非善意”，进而判决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

关联担保即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因易引发掏空公司资产、损害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风险，被设定了最严格的程序要求。

（2021）最高法民再312号案中，最高法明确：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时，债权人必须审查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若未审查，即便持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担保合同，也因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关联担保的审查要点至少包括：一是决议是否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而非董事会决议；二是被担保股东或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是否回避表决；三是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是否达到章程规定比例，通常为过半数或三分之二以上。

可见，获取形式与实质均合规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债权人保障自身权益的关键。

双方风险防控策略

结合上述司法裁判精神，为有效防范公司担保风险，下文从担保方与债权人视角分别提出实务建议。

作为提供担保的公司，首先应完善内部治理并严格遵守程序，建立并执行公司章程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明确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审批权限、流程及责任，杜绝“先上车后补票”或绕过决议程序的行为。其次，要加强人员管理，明确授权边界，对法定代表人、高管及印章管理人开展法律风险培训，使其认知越权担保的严重后果，同时规范印章保管与用印审批登记制度。再者，需保留完整记录，所有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均应形成书面决议并由与会人员签字，会议通知、签到册、表决票等过程性文件需妥善存档，作为决议程序合法的关键证据。最后，要善用法律武器，发现未经授权的“被担保”情形时，及时咨询律师评估合同效力，通过诉讼或非诉方式主张无效，避免资产流失。

作为接受担保的债权人，首要原则是树立“无决议，不担保”观念，将获取并审查公司决议作为担保交易的前置风控程序，并设为合同生效或款项支付的先决条件。其次应实施“分级审查”，精准识别高危区域：第一步，审查担保公司章程，明确对外担保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权限划分；第二步，识别担保类型，区分普通担保、上市公司担保与关联担保；第三步，按类型执行对应标准，普通担保审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上市公司担保需同时核查公开披露公告，关联担保则必须审查股东（大）会决议并关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最后要做好尽调留痕，妥善存档公司章程、决议文件、上市公司公告截图等材料，在合同或函件中明确记载已收到并审查授权决议，以此证明自身已尽“善意”审查义务。

公司担保是一柄“双刃剑”，最高法的裁判要旨为市场主体划定了清晰的“航道”与“雷区”。无论作为担保人还是债权人，唯有深刻理解并恪守程序正义，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才能在复杂的商业博弈中行稳致远，有效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作者系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主任）

责编：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