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爱情观的现代化蝶变——《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读后-koko官网下载

■《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

作者：[英]潘翎

译者：宋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斌

作家冯骥才写过一部小说《三寸金莲》，讲的是旧社会对女性缠足的病态审美。在本书中，华裔学者潘翎一针见血地指出：“早期的文人已经把他们的癖好审美化了，就像今天的鉴赏家对葡萄酒或艺术品的鉴赏一样，他们对小脚也会品鉴一番。”挣脱女性“三从四德”的封建遗毒，构建恋爱自由、男女平等的现代爱情叙事逻辑，这是潘翎在本书中关注并着重剖析的核心内容。

从纸面突围到现实困局

本书中，潘翎以文艺著述与文人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从明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爱情观念在中国的发展进阶史。中国文人是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善于接纳新知识新思维，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老旧传统的坚定捍卫者，正如辜鸿铭坚决不剪辫子。这往往形成一种吊诡的现象：他们所批判的，或许正是自己所固守的。

潘翎从历史文化的故纸堆里，打捞起中国文学作品对爱情观的尝试与突破。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冲破重重阻挠终成眷属。同时代的冯梦龙则提供了另一种情感模板。在他的叙事构架里，“大男子主义和情欲交织在一起，使士的形象被重塑为情人的形象”。“情欲”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向来被视为禁区，冯梦龙作品对“情欲”的大胆接纳，使其“在中国文学史和社会中脱颖而出”。然而，明末的这类文学试探，更多停留在纸面消遣，未能促成当时爱情观的实质蝶变。

潘翎指出，至少在“五四”以前，中国文人对爱情的选择往往是孝道与“私情”的妥协。一些文人以与原配保持婚约的方式，从形式上兑现对父母的孝道；同时又以纳妾的方式，满足个人的私情。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女性常被置于情感依附地位。这种畸形情感观还有更多表现，比如，一些文人喜欢玩弄诗文辞藻，美化寻花问柳和风月叙事。

从异域启蒙到本土觉醒

包办婚姻并非中国历史特例，西方尤其是王室的包办婚姻亦屡见不鲜。不过，18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情感革命’，在婚姻习惯和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于爱情的自由择偶取代了包办婚姻”。潘翎进一步指出：“具有历史学传统的人认为，婚姻中的浪漫的爱不仅是西方的，也是现代的。”由于长期闭关锁国，西方这种现代爱情观未能直接“登陆”中国。

在经历一连串屈辱历史事件后，中国文人终于在觉醒中走出国门，寻找民族振兴良策。不同于官派赴美留学的幼童，绝大多数文人选择了一水之隔的近邻日本。“对于远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现成的日文译本成为接触欧洲文学的渠道，而大量西方作品的汉译实际上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时至今日，许多汉译名词仍留有日文痕迹。“正是通过日本，某些西方特定框架下的爱情观才传入了中国”。

以日本为桥梁，中国文人开启了与西方知识快速接触的进程。梁启超曾断言：“要使民族复兴，需要创作一种新小说——实际上，从道德、宗教、政治，到习俗和艺术，再到一个民族思想性格的振兴，新小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白话文的出现大大拓展了文化传播广度，“制造”了更庞大的读者群体，鸳鸯蝴蝶派堪称这一变化中的突出代表。

另一批知识分子则投身于西方名著的翻译。林纾翻译的《茶花女》《迦茵小传》等作品引起轰动。在他的笔下，妓女玛格丽特被罕见地“贴上贞洁的标签”，林纾甚至称赞“此女高操凌云，不污尘秽”。

从道德困境到法律确立

不过，文学作品在情感上的高歌猛进，并未成为知识分子个人实践的普遍选择。在追求感情自由方面，中国文人普遍深陷传统道德困境——即包装在孝道文化中的父母包办婚姻。毕生以追求自由著称的胡适，也曾在孝道的羁绊中挣扎。“胡适作为独立思考的拥护者，谴责孝道助长了依赖，他和其他‘五四’一代人认为，中国的‘奴性’是国家衰落的根源”。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胡适最终还是遵照父母之命，迎娶了13岁时订下的娃娃亲江冬秀。他最终与江冬秀相伴终老，以实际行动向传统孝道妥协。

也有一些文人在继承孝道的同时选择有限对抗，内心的痛苦长期纠缠。作为“五四”思想旗手的鲁迅，曾直言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太太”，此后长期保持婚后独身状态，直到四十多岁才与许广平结合。 而被潘光旦称为“中国第一个指出恋足癖人士”的郭沫若，虽对包办婚姻厌恶至极，却也未能挣脱父母安排的婚姻囚笼，为此还遭到母亲训斥：“作为一个男人，不应在乎妻子是否漂亮，她的缠足也可以等到明天就放开，只要她精力充沛、品行端正，为母的可以指导她行为得体，儿子则可以教她读书吟诗。为婚姻之事悲恸，让父亲心碎，孝心何在？一个合格的儿子、一个合格的人，不会伤他父亲的心吧？”郭沫若婚后五天便离家出走。

相比之下，浪漫派代表徐志摩也未能拗过父母，不得不迎娶张幼仪，但其婚后始终未放弃对抗。“胡适写道，如果用一件事来解释徐志摩生命的最后十年，那就是他的单纯信仰——相信自己有可能融合自由、爱和美这三种理想”。“国人偏好中庸和妥协，在徐志摩看来，这不过是懦弱、肤浅、平庸和懒惰，不利于增强生活的活力”。尽管未违父母之命，他后来与已生两子的张幼仪决裂，却“帮助张幼仪成为一位现代女性”，重塑其“独立人格”。

潘翎指出：“‘五四’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人的理念和自主的现代自我的观点。例如，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妇女要成为独立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培养‘独立的个性’，即‘人格’）。”正是随着“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与构建，“1934年至1935年，在妇女团体的强烈要求下，中国刑法得以修改，纳妾被纳入通奸罪范畴，娶多名妻子的丈夫会被起诉并可能受到刑事处罚”。而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实施，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婚姻自由、婚姻自主原则。

本书虽从男性视角分析爱情观的演变，但实际上，自“五四”后，女性开风气之先的案例比比皆是：一大批女性从传统家族中出走，接受现代教育，率先成为个人情感的主宰，打破父母包办婚姻的封建枷锁。换言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确立，是女性觉醒并积极争取的结果。而法律的意义，正在于让长期受压制的女性“独立人格”权得到坚决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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