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守门人”即将正式亮相-koko官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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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人：於兴中

网信办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既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细化落实，也是我国“数字守门人”制度从“法律原则”走向“实践操作”的关键一步

□俞飞

前不久，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新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针对大型网络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进入精细化治理阶段。为何新规确立的机构被称为“数字守门人”？中国“数字守门人”制度在全球治理语境下有何创新突破？《征求意见稿》的条款设计又包含哪些务实亮点？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守门人”概念的学术源头，可追溯至194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理论”，其核心是强调特定主体在信息传播、行为引导中的筛选与控制作用。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莱纳·克拉克曼将这一概念引入证券市场研究，意图发挥“守门人”在防范其所服务主体的违法行为方面具有的天然优势，建议赋予“守门人”相应职责，协助监管部门执法。此后，牛津大学教授乔纳森·齐特林进一步将“守门人”引入互联网监管研究。互联网平台作为典型的双边市场，一边连接海量用户，一边聚合各类商户与服务，自诞生起就承担着信息筛选、服务审核的职能，具备成为数字空间“守门人”的天然条件。

我国对“数字守门人”的制度探索，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进程深度绑定。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时，尚未纳入“守门人”相关条款。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平台监管划定方向。2021年4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新增“守门人”条款，聚焦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特殊义务。最终，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八条，正式确立了“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一系列义务，其中包括“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监督”。

此次网信办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配套规定，在条款设计上注重“可操作性”与“独立性保障”，核心亮点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明确“大型网络平台”认定路径。《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虽未直接定义“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三大要素，但通过“清单管理”方式提供了koko官网下载的解决方案——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等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发布大型网络平台清单”，由此避免了因定义模糊导致监管空白或过度监管。

二是强化监督委员会的独立性。这是《征求意见稿》的核心设计：第三条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成员人数应与大型网络平台业务规模、用户数量等相匹配，一般不得少于7人，外部成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二；第四条、第五条分别规定外部成员的“消极资格”（如不得与平台存在利益关联）与“积极资格”（如具备法律、技术等专业能力）；第六条要求外部成员候选人就独立性作出说明，并限定其同时受聘平台不得超过三家；第七条明确外部成员报酬由平台董事会批准并公开披露，且不得获取额外收入，从经济层面避免利益输送。这些条款形成“人数比例-资格条件-履职限制-报酬透明”的完整链条，确保监督委员会独立履职。

三是细化监督委员会的职权与程序。《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列出14项具体监督事项，涵盖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建设、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合规性等核心领域，避免监督“泛化”；第十八条规定监督意见需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表决通过，确保决策民主；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明确平台需在10日内处理监督意见，若未处理且理由不成立，监督委员会可向省级网信部门报告，形成“监督—反馈—追责”的闭环，保障监督效力。

从实践先行案例看，国内部分大型平台已提前探索相关机制。比如，2021年10月，腾讯公开招募外部成员组建“个人信息保护外部监督委员会”，首批15名成员涵盖法学专家、技术专家、律师、媒体从业者，通过公开招募与定向邀请结合的方式产生；同月，携程成立“个人信息保护外部监督专家团”；2022年3月，蚂蚁集团成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首批5名委员均为法学与技术领域专家。这些实践为《征求意见稿》的落地提供了经验参考，也体现了平台对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的积极响应。

网信办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既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细化落实，也是我国“数字守门人”制度从“法律原则”走向“实践操作”的关键一步。笔者期待，新规在公开征求意见后进一步完善，最终实现成功落地、行稳致远——既为亿万网民筑起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屏障，也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讲师）

责编：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