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不语寄哀思悼念法史学名家杨鹤皋先生-koko官网下载

图为杨鹤皋生前照。

□刘显刚

1月1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尚未散尽，中国法学界却传来沉重的哀音。著名法史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卓越奠基人与开拓者杨鹤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9岁。

九十九载春秋，杨鹤皋先生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跨度，亲历中国社会的百年巨变，用毕生心血与智慧铸就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丰碑。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科的创建者、精神的引领者。先生的溘然长逝，是中国法学界，尤其是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巨大损失，亦是所有法大校友和后辈学人心中难以弥补的缺憾与伤痛。

我2002年入学中国政法大学时，杨鹤皋先生已离休近十载，无缘在课堂上亲炙先生传道解惑的师者风范。但文脉所承，自有渊源，本科阶段的授课恩师姜晓敏教授、研究生阶段的导师舒国滢教授、师母宇培峰教授，皆曾受教于杨老或多蒙其惠。我也因此得以勉强“攀附”门墙，写下这篇文字，管窥杨鹤皋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深入探究其卓著的学术成就与不朽的精神遗产，并表达我们这些后来者最深切的哀思与最崇高的敬意。

从星城学子到法苑深耕者

1927年8月，杨鹤皋先生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英雄辈出的城市。他的少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社会动荡之际，家国破碎的阴影笼罩着每一寸土地。家境的贫寒让他过早地体味到生活的艰辛，他曾在印刷厂当过学徒，但困苦未磨灭他的求知渴望，反而淬炼出他坚韧不拔的品格。1947年，他考入当时享有盛誉的长沙明德中学高中部，在这里，他为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国学与文史基础。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万象更新。胸怀报国之志的杨鹤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律人。在燕园求学的日子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养分，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不久后，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与清华大学政治系、燕京大学法律系和政治系等合并，成立了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杨鹤皋先生随之并入这所新中国政法教育的最高学府，并于1953年成为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因其品学兼优，他被学校选中留校任教，从此开启了他长达七十余载、与中国政法大学血脉相连的教研生涯。从一名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到执掌教鞭的青年教师，他将人生理想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正当杨鹤皋准备在学术领域大展拳脚、一展宏图之时，时代的风暴不期而至。1957年，杨鹤皋先生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讲台与教学研究工作，被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工作。然而，对于一位真正的学者而言，书斋本身就是最广阔的天地，书籍就是最忠诚的伴侣。这段长达二十年的“学术流放”岁月，非但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意外地成就了他更为深厚的学术根基。在图书馆的寂静岁月里，杨鹤皋先生沉潜于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之中，系统地通读了“经、史、子、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源流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钻研。

这段孤独而充实的时光，让他对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有了更为精深和独到的理解，为其日后构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宏大理论框架，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和思想储备。正是这段“坐冷板凳”的经历，让他完成了从一名普通法学教师到一位学贯古今的学术大家的蜕变。他以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的精神自勉，将个人的不幸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风骨。当同辈人纷纷在风浪中折戟沉沙时，他在书斋中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着春雷再动的时刻。

学科建制的拓荒与深耕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杨鹤皋先生重新回到了他阔别二十载的教学岗位。此时的他，已年过半百、两鬓染霜，但胸中积蓄的学术热情却如火山般喷薄而出，势不可挡。他敏锐地意识到，系统梳理和研究中国自身的法律传统与思想遗产，具有无比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杨鹤皋先生以非凡的远见和魄力，投身于“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工作。他与张国华教授、李光灿教授等同仁一起，筚路蓝缕、从零开始，共同推动了“中国法律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法学学科的重建与发展。

1979年，他积极参与了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创建工作，并长期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为全国法律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更具开创性的是，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国法律思想史”硕士学位点，亲自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史”等核心课程，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该领域的专业研究人才。这一创举不仅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建制化、体系化奠定了基石，更为该学科的薪火相传储备了宝贵的人才力量。

从重返讲台到鲐背之年，杨鹤皋先生始终笔耕不辍，退而不休。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事业，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他赢得“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元老”的崇高赞誉。

杨鹤皋先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国法律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诞生、成长与繁荣紧密相连。他不仅是该学科的倡导者与命名者之一，更是其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与教材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他的学术贡献如巍峨丰碑，深刻地影响数代法史学人。在杨鹤皋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展系统研究之前，“中国法律思想史”尚未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而存在，其内容或零散地依附于中国法制史，或被淹没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

杨鹤皋先生等人明确提出，必须将“思想”从“制度”中独立出来，深入挖掘中国几千年来围绕法律问题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学派争鸣及其发展规律，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法律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基因至关重要。

经世致用的学术典范

他的开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学科体系的构建上，他与同仁们共同确立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基本理论框架，使其从法制史中脱胎而出，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成熟学科；其二，在人才培养的建制化方面，他主持创办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硕士点，被誉为我国该学科发展的“黄埔军校”。通过规范化的培养，系统地训练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这些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该领域的学术骨干，薪火相传；其三，在学术平台的搭建上，作为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创始成员和长期领导者，他积极组织学术会议、推动学术交流，极大地提升了法律思想史在整个法学界的影响力，使其从边缘走向中心。　　

杨鹤皋先生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二十余种、数百万字的学术作品，这些著作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最宝贵的财富。其代表作不仅在学术界影响深远，也成为无数法科学子入门该领域的必读经典，泽被后学，功莫大焉。

其中，扛鼎之作《中国法律思想史》，是杨鹤皋先生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著作。该书自20世纪80年代初司法部统编教材的编写起，历经多次修订再版，跨越近四十年常销不衰，堪称奇迹。如果说《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为学科“搭梁建柱”的奠基之作，那么在其晚年出版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上下册）便是他集毕生研究之大成的巅峰之作。这部于2011年出版的著作，洋洋洒洒160余万言，尽显雄厚学术功力与宏大学术气魄。杨鹤皋先生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研究尤为精深。出版于1990年的《先秦法律思想史》对儒、墨、道、法各家的法律思想渊源、核心主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至今仍是该领域绕不开的经典。此外，杨鹤皋先生还著有《商鞅的法律思想》《宋元明清法律思想研究》《中国预防犯罪史》等专著，并主编了《中国古代法理思想论集》等重要文集。这些丰富的著述，共同构成了杨鹤皋先生宏大而精深的学术世界，如满天繁星，照亮了学界的天空。

杨鹤皋先生的学术研究，不仅成果丰硕，更以其独特的思想方法和严谨的治学路径为后学树立典范。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学者，他自觉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他注重考察法律思想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与阶级基础，同时又能避免教条主义，对历史上的思想遗产进行具体分析和辩证评价，体现了理论自信与学术自觉的统一。他恪守“论从史出”的实证精神，治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脚踏实地，着力于古籍文献”。他的所有论断都建立在对原始文献的精细解读和严密考证之上。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他凭借一己之力，皓首穷经，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梳理思想脉络，严谨的考据功夫令人敬佩。他常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这种实证精神是他学术生命的根基。他强调思想史与制度史、文化史的结合，认为法律思想并非空中楼阁，必须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因此，他非常注重将法律思想研究与法制史、政治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相结合，从而揭示出中国法律思想的深层文化底蕴和民族特性，展现了中国法学研究的本土化自觉。他追求总结规律、观照现实的治学旨，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总结其规律和特征”，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镜鉴与思想资源。他一生致力于挖掘中华法系的优秀传统，希望从中汲取智慧，服务于当下的法治实践，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儒家情怀与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

杨鹤皋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更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家。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尺讲台，其“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品格，感召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才。作为中国法律思想史硕士点的开创者和导师，杨鹤皋先生亲自培养了大批该领域的专门人才，可谓桃李满门。

山高水长的精神丰碑

他对学生的教导，以“从严治学”而著称。他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文献功底，能够直接阅读和理解古代典籍；他训练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规范的学术写作。他对学术论文的要求极为严格，从选题、史料到论证、注释，都亲自细致指导，不容半点马虎。严厉的学术要求背后，是他慈父般的关爱与呵护，他关心学生生活，鼓励学生在学术道路上勇于探索、大胆创新。许多受过他教诲的学生回忆，杨鹤皋先生不仅传授知识，更通过言传身教传递“安心学问、甘于寂寞”的治学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他的弟子们能够在学术道路上行稳致远，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法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与中坚力量，真正实现了“开枝散叶”。他也被许多未曾亲炙其教诲的后学晚辈尊称为“编外导师”，其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影响深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杨鹤皋先生的一生，是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的一生。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如古人所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勤奋坚韧，笔耕不辍。从青年到老年，杨先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即使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阅读和写作，不肯停歇。那部160万字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便是在他八十高龄前后完成的，这种超乎常人的毅力与对学术的热爱，令人肃然起敬，感佩不已。他谦逊低调，甘于寂寞。尽管在学术上取得了等身的成就和崇高的地位，杨鹤皋先生在生活中却始终保持着谦和与低调。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不追逐虚名，而是将自己的人生坐标定位于书斋和讲台。他常说，做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肯下苦功夫、笨功夫，这既是他的治学信条，也是他的人生写照。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种品格尤为珍贵。

杨鹤皋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将永载史册，持续为中国法学的发展提供滋养，如黄钟大吕，回响不绝。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和同仁们一道将“中国法律思想史”建设成为一门成熟、独立的法学学科，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平台、完备的知识体系和经典的分析范式。可以说，今天所有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站在杨鹤皋先生等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沐浴着他们的学术光辉。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更是一位成功的学科“建筑师”。他参与创建的中国法律史学会，至今仍是中国法律史学者最重要的学术共同体，持续推动着学科的繁荣发展，功勋卓著。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重新审视和发掘本民族的法律传统与思想智慧，显得尤为重要。杨鹤皋先生穷其一生所做的研究，正是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文化自信。他的著作系统地揭示了中华法系“德主刑辅”“礼法合一”“出礼入刑”等核心特征的思想渊源与理论逻辑。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在法治建设中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先生的学问，穿越时空，照进现实。

一颗璀璨的学术巨星陨落了，一位仁厚的长者远去了。杨鹤皋先生近百年的生命历程，映照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七十余载的学术生涯，奠定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基业。他以学者的良知与担当，走过了人生的风雨泥泞；以智者的深邃与勤奋，铸就了学术的不朽根基。

青山不语寄哀思，我们沉痛悼念杨鹤皋先生，不仅是缅怀他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为了传承他“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淡泊名利的人格风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的思想和精神将化为永恒的灯塔，继续照亮后辈学人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方向。

杨鹤皋先生千古！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校友，现任教于合肥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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