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于定国：从“天下无冤”到谢罪辞官-koko官网下载

■法评历代奇案·西汉

□何能高

于定国（？-前40年），字曼倩，西汉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人，历任狱史、廷尉史、御史中丞、侍御史、御史丞、廷尉、丞相等职。他是西汉公认的公正司法、践行“天下无冤民”理念的廷尉。然而，在审理平通侯杨恽一案中，他的做法深受质疑与批评。升任丞相后，因认为自己对地方官的不作为等问题难辞责任，他最终谢罪辞官。

孝妇冤案

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历任县狱史、郡决曹。他审判案件极为公平，只要是经他手审理的案子，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认同其判决，从无怨恨。

据《汉书》记载，当时东海有一位孝妇，年轻守寡且无子嗣，却对婆婆侍奉得极为周到。婆婆劝她改嫁，她始终不肯。婆婆对邻居说：“我儿媳孝顺，侍奉我不辞辛劳，可怜她无子守寡。我年事已高，长久拖累她，该如何是好？”

后来，婆婆上吊自杀。婆婆的女儿报官称：“我嫂子杀了我母亲。”官吏拘捕了孝妇，孝妇坚决否认杀害婆婆。但经严刑拷打，孝妇只好含冤招认。定罪的全部案卷上报到郡府后，于公认为，此妇奉养婆婆十余年，以孝顺闻名乡里，必定不会杀害婆婆。

太守不听从于公的意见，后者抱着案卷据理力争，却无法改变太守的想法。无奈之下，他抱着定罪案卷，在郡府大堂痛哭失声，随后称病辞职。

太守最终给孝妇定了死罪并将其处死。此后，郡中遭遇大旱，持续三年。于公找到后任太守，为孝妇申冤，说：“孝妇不该死，前任太守硬判她死罪。”后任太守杀牛，亲自前往孝妇冢上祭祀，并在其墓前刻石，表彰孝妇的孝道。说来也巧，祭祀后立刻降下大雨，当年便喜获丰收。郡中人因此格外敬重于公。

疑罪从轻

于定国年幼时，在于公的教育下学习法律条文。父亲去世后，于定国继承父业，先后担任狱史和东海郡决曹，负责案件审理。　

于定国被补选为廷尉史后，与御史中丞共同审理谋反案件。因专业水平高超，他被推举为侍御史，后升任御史中丞。元平元年（前74年），年仅20岁的汉昭帝驾崩。同年六月，昌邑王刘贺被霍光等人选立为帝。然而，刘贺即位后行为淫乱，于定国上书劝阻。刘贺在位仅27天，就被废黜。

汉宣帝登基后，大将军霍光兼领尚书事，核查宫中奏章时发现，凡是上奏劝阻立昌邑王的大臣，都得到越级提拔。于定国由此被任命为光禄大夫，负责尚书事，深受朝廷器重。几年后，他调任水衡都尉，后又担任廷尉。

当时，朝廷盛行“引经决狱”之风，于定国便手持《春秋》等经籍，以弟子之礼北面拜师学习。他为人谦恭，尤其尊重精通经学的寒士。哪怕是地位极低的寒士来访，他也平等相待，周到接待，深受众学士称赞。在审理重大疑案、量法定刑时，他力求同情鳏寡之人，确立了疑罪从轻的原则，审案极为审慎，深获朝野众望。朝廷称赞他：“张释之任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任廷尉，百姓无蒙冤之忧。”

引经决狱

据《资治通鉴·汉纪十九》记载，五凤元年（前57年）十二月，韩延寿代替萧望之担任左冯翊。萧望之听闻韩延寿在东郡太守任上，曾发放官府之钱一千余万，便派御史前去调查。韩延寿得知消息后，也派人调查萧望之在左冯翊任内，动用廪牺令掌管的一百多万钱之事。萧望之上奏称：“我的职责是总领天下监察事务，听到有人检举，不敢不闻不问，却遭到韩延寿的要挟。”汉宣帝认为韩延寿此举不当，命分别调查此事。结果，指控萧望之动用官钱一事并无事实依据，而萧望之派到东郡的御史，却查出韩延寿在考试骑兵之日，奢侈豪华，超过规定；动用官铜，仿照尚方铸造御用刀剑之法，在月食时铸造刀剑。此外，他还动用官钱，私自雇用管理徭役的官吏，并给自己的车辆加装防箭设施，花费在三百万钱以上。韩延寿最终被指控犯有“狡猾不道”之罪，被斩首示众。

次年，有人上书控告太仆戴长乐。戴长乐怀疑是前丞相杨敞之子、光禄勋、平通侯杨恽指使。杨恽年轻时就在朝廷中崭露头角，很有才干，且廉洁无私，但他为人尖刻，爱夸耀自己的才干，还喜欢揭人隐私，因此在朝中结怨众多，与太仆戴长乐不合。于是，戴长乐也上书控告杨恽，称：“杨恽上书为韩延寿辩护，郎中丘常对杨恽说：‘听说你为韩延寿辩解，能救他一命吗？’杨恽说：‘谈何容易！正直的人未必能保全！我也不能自保，正如人们所说：‘老鼠不为洞穴所容，只因它嘴里衔的东西太大。’他又曾对我说：‘正月以来，天气久阴不下雨，这类事，《春秋》上有过记载，夏侯胜也说到过。意味着将有臣下犯上作乱。’”此事被交给廷尉处理。

廷尉于定国审理后，奏报杨恽犯下“心怀怨望、恶言诽谤、大逆不道”之罪。汉宣帝不忍心杀人，下诏将杨恽、戴长乐全都免官，贬为平民。

杨恽被免官后，回家置办产业，不久便积累了一些财富，并以此自我娱乐，声名渐起。杨恽的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写信劝他：“大臣被罢黜贬谪之后，应当闭门在家，惶恐不安，以示可怜之意。不应治理产业，交结宾客，享有盛誉。”杨恽本因同事中伤被罢黜，内心不服，便给孙会宗回信说：“我思量，自己过错已大，行为有亏，本打算长久做一名农夫度过一生，所以携妻子儿女致力农事，没想到又因此受人讥评！人情所不能压抑之事，圣人都不加禁止；何况至尊无上的君王、至亲无比的父亲。我为他们送终，也有一定时限；我获罪已三年，辛苦劳作，每年伏日、腊月，煮羊炖羔，用酒一斗，自我犒劳，酒后耳热，仰面朝天，敲着瓦盆，放声吟唱：南山种田，荒芜杂乱，种一顷豆，落地成秧。人生不过及时乐，何等富贵再来……”

杨恽的侄子杨谭受封安平侯，他对杨恽说：“你罪并不大，又于国有功，应该会再被任用。”杨恽说：“有功又有什么用！不值得为皇上尽力！”杨谭说：“确实如此。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都为朝廷尽心尽力，却都因事被杀。”

不久，出现日食。一位名叫成的马夫上书控告杨恽：“杨恽骄傲奢侈，不思悔过。这次日食出现，就是因为杨恽的缘故。”奏章转交廷尉后，于定国经过核查，查获了杨恽给孙会宗的复信。汉宣帝看后，对杨恽深恶痛绝。最终，杨恽被以大逆不道之罪判处腰斩；妻儿被流放酒泉郡；杨谭也受牵连，被贬为平民；几位与杨恽友善的在职官员，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孙会宗等，均被罢官。

任相谢罪

于定国担任廷尉18年后，调任御史大夫，后升任丞相，被封为西平侯。

宣帝病逝后，元帝刘奭于黄龙元年（前48年）即位，于定国深受敬重。任相八年后，贡禹代为御史大夫，他屡次与于定国在政事上意见不合。元帝认为于定国精通政事，认可其主张。但不久后，关东连年发生自然灾害，百姓流入关内，有人上疏认为这是大臣不力所致。

元帝遂以大臣职责逐条责问于定国等人：“坏官未除，盗贼未逮，诬告陷害好人甚至无辜者被无罪处死等现象屡有发生……百姓冤屈，州郡官吏不处理……郡守级的官员选拔不公正，县令丞尉多不称职。民田受灾，官吏不减免租税，反而催收更急……关东流亡百姓饥寒疾疫交加，虽已下诏令开仓放粮，但到明春恐怕不够。你们丞相、御史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此过失？你们逐条写下情况，并陈述朕的过失。”

于定国认为自己身为丞相，出现上述问题难辞其咎，于是上书认罪。永光元年（前43年），春季降霜，夏季天寒，元帝又降诏逐条责问：“有东方来的官员，说那里百姓饱受饥饿，父子不能相养。是丞相、御史考察的官吏隐瞒不报呢？还是从东方来人虚报……你们有无减灾救灾办法？你们各人如实回答，不要隐瞒。”于定国闻言，再次上书自我弹劾，归还侯印，请求退职。

元帝当时重用小人石显，回复说：“你辅佐我，未曾懈怠休息……能无过错的，恐怕只有圣人……经典说‘万方有罪，罪在寡人’。你虽任丞相，何必一人担责呢？希望督促郡守县令，不要让他们长期残害百姓……”

于定国见此，更以年老为由，一再推辞相职。元帝赐其四马驾的平安车、黄金60斤，免去其丞相职位，让他回家。几年后，于定国去世，享年70多岁，谥号安侯。　

原心定罪

于定国在东海任职时，敢于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公正审案，以致天下无冤。其任廷尉后，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引用“春秋决狱”审理案件。这种方式过分强调被告人的主观心态，在此背景下，杨恽在书信中客观陈述“为他们（君王、父亲）送终也有一定时限”，便被认为是诅咒君王早死，犯下“大逆不道”之罪。这实际上是原心定罪，处罚过重了。

所以，《汉书·刑法志》认为：“《周官》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议贤’‘议能’……盖宽饶、杨恽刚强正直，能说他们不贤明吗……即使真有死罪，也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痛评：“以汉宣帝的英明，加上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杀不能令众人心服，这实在是汉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

若以现代的刑法规定和定罪量刑标准来看，杨恽的言行不过是对皇帝说了几句牢骚话，并不构成任何犯罪。何况人人都有通信自由，司法官员不能仅凭个人在私信中的牢骚怪话定罪，除非其泄露国家机密。

正是：寒潭深深立劲松，冤气沉沉飘苍穹。法门幽暗深似海，哀郢低泣竟无踪。私语翻飞指彩虹，霜风横扫坠寒冬。铁枷紧锁难自辩，人心幽邃易成空。高台岂无明镜悬？孤臣忍看泪影重。千溪痛承皋陶泪，几贤蒙尘白云峰？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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