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罪刑法定的刘颂险遭谋杀-koko官网下载

■法评历代奇案·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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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一旦确定，就要被坚定执行。怎么能在既定的制度内，又搬出‘随时之宜’‘看人设教’那一套，扰乱国家法度呢？若法律制定不够妥当，就应该修改它。若已经完善，就不能在制度之外，让执法官员随意决定轻重”

□何能高

刘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他认为法律规则一旦确定，就要被坚定地执行。面对“八王之乱”中的乱臣贼子专擅朝命，他忠直不屈，有人暗中谋划编造罪名想要将其杀害，但由于其崇高声望，权臣不得不终止谋杀行为。他历任西晋廷尉、三公尚书、吏部尚书等职。

数审大案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其父刘观曾任平阳太守。泰始元年十二月(公元266年)，晋武帝司马炎建立西晋，任命刘颂为尚书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相关工作。并由此逐步升任为中书侍郎。咸宁年间，刘颂奉诏巡视荆扬地区，因为圆满完成任务，先后转任黄门郎、议郎，并代理廷尉。

当时尚书令史扈寅被逮捕入狱，刘颂受命复查相关案件。他在充分调查了解后，宣告扈寅无罪，时人将刘颂比为西汉廷尉张释之。

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灭吴，王浑、王浚等名将相互争功，王浑控告王浚擅违圣旨，不受朝廷节制，王浚连上数表自我辩护。晋武帝令刘颂审理此案。

刘颂查明事实后认为，王浑指挥中军兵马，击败东吴主力，应为上功；王浚率军从蜀地出发，攻无不克，出夏口、武昌，在三山击败东吴的游击将军张象所率的水军1万多人，收降张象，吓得东吴皇帝孙皓投降王浚，王浚应为中功。但晋武帝及诸臣均认为王浚进军建邺（今南京）迫使孙皓投降的功劳更大，刘颂的判决不够合理，将其降职为京兆太守。他还未上任又被下令转任河内太守。

出发前，他上奏诸多利国之事，建议多被采用。

到河内郡后，他发现各郡界内官府多在河道中设置水碓，堵塞水流，反成灾害，刘颂就上表请求拆毁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便利。

此后，刘颂转任淮南相，在任期间，办案办事公正，很有政绩。尤其是此前官府修治芍陂，每年都动用数万人，当地豪强乘机兼并田地，以致孤弱贫困者纷纷失去田地。刘颂下令，所有服劳役者均按所修工程多少计算价值，并采取诸多措施使当地人勠力同心，百姓都歌颂他为政公平，施惠于民。

勇于直谏

据《晋书·刑法志》等载，晋武帝时制定新律，刘颂以“被判处死刑的人很多；活刑（徒刑、劳役）太轻，无法禁止奸邪”等为由多次上表请求恢复肉刑，未被采纳。

后来，刘颂升为三公尚书，他又上疏说：“近代以来，法律逐渐出现多个解释门路，法令很不统一。我现在主管刑罚断案，职责所在，必须考虑这些问题。陛下处理政务总想做到尽善尽美，法律反而不能完整统一，因为陛下追求尽善尽美，下面的官员就会牵强附会地解释律法条文迎合上意，以求君主认可，执法者看到律法条文可以进行不同的曲解，就会产生不同结论。这就是法出多门、号令不一的原因。如此一来，官吏不知该遵守什么，百姓不知该回避什么。奸诈者利用法律的多门来达到自己目的，司法判决不公平，伤害了法律的威严。”

刘颂说：“古人言，君主若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政事反而荒废；君主只把握大原则，事情反能办好。法律必须被遵守，如此，法律才有威信，百姓不会被迷惑，官吏没有机会搞鬼，大小官吏各守其责，法律就能统一。法律规则一旦确定，就要被坚定执行。怎么能在既定的制度内，又搬出‘随时之宜’‘看人设教’那一套，扰乱国家法度呢？若法律制定不够妥当，就应该修改它。若已经完善，就不能在制度之外，让执法官员随意决定轻重。按照法律判罪，都应该以法律、法令的正文为依据。若无正文，就依据名例来判决。正文和名例都涉及不到的，一律不予论罪。法吏以上者，若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可以提出异议。按照法律条文，负责执法的官员，只能执行律令。只有在法律条文规定之内，见解不同，才能提出异议。现在应当规定：法曹的郎、令史等官员，若意见不同需要驳议，只能讨论解释法律条文来纠正判决，不得援引法律之外的理由，高谈‘随时之宜’，以此明确法官严守职责的本分。”

刘颂的上疏，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法无明文规定不予论罪”，与当代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基本一致。因其意义重大，晋武帝下诏将其建议交给大臣讨论。经讨论，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马亮上奏说：“如果判决没有定准，时常随意轻重，国家法度就不能统一，百姓就无所适从。所以‘观人设教’（看情况定规矩），是君主的职责；‘守文直法’（严守条文秉公执法），是臣子本分。我认为应该采纳刘颂的建议。”

刘颂、司马亮的意见获得了晋武帝的认同。晋武帝令门下省传达圣旨说：“执法判案既然已有成文法，就不应该再追求法律之外的‘小善’。若时常因小善而破坏法律，人们就会追逐小善而不再顾忌法律，这种危害比没有法律还要大。郎、令史以下官员，若再用超出法律范围的理由驳议案件，应随事上报（而不允许擅自变通）。”

权臣议杀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刘颂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时值皇后贾南风政变诛杀太傅杨骏，刘颂在殿内率卫兵保护皇宫。当晚，晋惠帝下诏让刘颂任三公尚书。此后，他又转任吏部尚书，在任时建立九级制度考察百官才能，赏罚分明。但因贾后专擅朝政，此制度最后无疾而终。

《晋书·张华传》《资治通鉴·晋纪五》等记载，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杀死皇后贾南风等人，当时执政的张华也被杀害，刘颂听说后哭得很伤心。后来听说张华的儿子得以逃脱，刘颂呼喊张华的名字说：“幸好你还有后代呀！”尚书令、卫将军张林是司马伦的同党，获知后大怒，提出将刘颂抓起来严刑拷打，但最后担心他的名望而不敢伤害他。

不久后，司马伦同党、中书令孙秀跟朝廷群臣讨论给司马伦加赐九锡之礼（九锡就是“九赐”，是中国古代皇帝赐给诸侯、大臣等有殊勋者的九种礼器，是最高礼遇的表示），文武百官无人反对。只有刘颂说：“汉朝给曹操加九锡，曹魏给晋王（司马昭）加九锡，都是（王朝末世）一时的特例，不能当常礼施行。汉代的周勃、霍光，功勋卓著，都没有听说给他们加九锡……九锡，不能加。”

张林听后特别愤怒，将刘颂作为张华的党羽，要编造罪名杀害他。尚书令孙秀虽知晋惠帝此时已在他们控制之下，但深思熟虑后说：“我们诛杀张华、裴頠，已失人心，不能再杀刘颂了。”张林闻言，方才罢休。为了笼络人心，他们还任命刘颂为光禄大夫。

不久后，刘颂病死，晋惠帝派使者吊唁，谥号贞。后朝廷下诏追封其为梁邹县侯。

国家基石

刘颂将法律制度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提出“法无明文规定不予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反对有关部门以小善为名，任意曲解、破坏法律，获得了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认可。面对张华的无罪被杀，他甘冒被当作张华的同党被杀的危险，发出正义的悲鸣；面对当权者提出的加九锡要求，敢于公开说不。故当时的权臣张林虽然多次想编造罪名杀害他，但最终慑于他的刚直与名望，不得不主动中止对其编造罪名予以谋杀。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刚正，为自己的生命和人格尊严，树立了一个时代丰碑。

《晋书》认为，刘颂竭尽忠诚，努力为国家建言，深合时宜，其详论刑名，所论切合政体。到元康之间，乱臣贼子专擅朝命，朝廷上下震惊，苟且偷安；刘颂此时仍忠直不屈，其痛哭张华的无罪，拒绝给赵王滥加九锡，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谁能如此？刘颂刚烈正直，德义形于言表。《晋书》还赞叹其为贤哲，是“国家基石”。

正是：律法既成不可颠，因人废制道长眠。明镜高悬分泾渭，狂澜漫卷辨忠奸。一疏千秋昭政事，万钧孤胆哭高贤。斩马覆车犹未悔，高宣正义立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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