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第一案”说起-koko官网下载

高俅案的吊诡之处在于，让法律失守的恰恰是制定法律的权力本身。本应通过制度获得感化与改造的罪犯，却遭到权力毫无原则的法外赦免；各级官员出于自身利害考量，纵容宵小不断攀附权贵、层层拔擢

图为开封博物馆内宋代蹴鞠场景。

□杨泽宇

若论水浒“第一案”，非高俅案莫属。

小说第一回开篇便写道，东京汴梁有一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因踢得一脚好气毬，人唤“高毬”，发迹后改名“高俅”。此人整日在东京城外帮闲，曾因教唆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结果“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施耐庵未明言“他父亲”究竟指王员外还是高俅的父亲，但结合高俅的品行及判罚来看，应该是被高父以“不孝”之罪告到官府。开封府尹判高俅脊杖二十，“迭配出界发放”，即注销掉其首都户口，押送出京。这起案件看似寻常，甚至稍显“小过重罚”，实则恰恰是水浒世界为数不多得到公正判处的案件。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皆标榜“以孝治天下”，并将此以法典形式予以确立和推行，对不孝行为惩处极严。孟子曾指出五种“不顾父母之养”的不孝行为：惰其四肢；博弈好饮酒；好财货，私妻子；纵耳目之欲；好勇斗狠。《唐律疏议》对“不孝”有着明确界定，“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并在《名例律》中罗列了种种不孝情形。自隋唐以来，“十恶”之罪中有三项涉及孝道。

就高俅而言，他整日混迹勾栏瓦舍，吹弹歌舞、刺枪使棒，很可能触犯了“十恶”中的“供养有阙”之条。《宋刑统》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决（折算）脊杖十七。”

所谓“供养”，根据《礼记·内则》，“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孔子更是强调：“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儒家所提倡的孝道，不止物质供养，更重内心敬意与情感陪伴。

宋律对“供养有阙”的惩处，主要依赡养人的经济条件、身份及具体情节而定，且属于亲告罪。“其有堪供而阙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即家里条件允许而不为者，须父母主动提出“不孝”之诉，方得定罪。高俅之所以被依法判罚，正因其终日在外吃喝玩乐，令老父亲忍无可忍，主动向官府“告了一纸文状”，启动了司法程序。书中特别提到“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足见家人和百姓对这个流氓无赖何等厌恶。

3年之后，高俅的命运迎来改变。宋哲宗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心血来潮，“放宽恩大赦天下”，高俅得赦宥脱罪。常言道“十恶不赦”，而被定以不孝罪名的高俅，偏偏得到了恩赦。这本是朝廷彰显皇恩、体现宽仁的仁政，却成为皇权亲手为祸端凿开的一道裂隙。

大赦是中国古代用来巩固皇权、缓和矛盾、树立仁君形象的统治手段。据民国学者徐式圭在《中国大赦考》中的统计，从秦孝文王到明崇祯帝的1800年里，共大赦973次，平均约两年十个月一次。两宋国祚308年，大赦193次，平均一年半一次。水浒故事所处的哲宗、徽宗两朝，前者在位15年，大赦8次；后者当政25年间，竟大赦26次，甚至超过其在位年数。当时徒刑最高年限不过5年，如此频繁的赦免，几乎无人真正服满刑期。这种滥赦并未使王朝走向复兴，反而令律法形同虚设，违法者愈发有恃无恐，陷入“越赦越乱”的恶性循环。帝王凭一己之私，使大赦从原本的仁政蜕变为纵容犯罪、践踏法律的“政治作秀”。

大赦之后，高俅返回东京，先被举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把他引荐给小王都太尉，小王都太尉将其送予小舅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此处，施耐庵刻意给诸位大人官职前加一“小”字，意在讽刺高俅发迹之路，尽得“小”人相助。这些官僚不愿得罪高俅这个小人，再加上“撇不过面皮”或“做个人情”，不经意间竟成了其上升的台阶。

文化学者鲍鹏山指出：“他们从自身利害出发的考虑压倒了善恶、是非判断，个人的小算盘压倒了做人的大原则，小占了上风，大不见了，大人也就成了小人。”底层民众避此“瘟神”唯恐不及，官场却让高俅如鱼得水。不到两个月，哲宗驾崩无嗣，端王被立为皇帝。徽宗登基后，深知“但有边功，方可升迁”的路数，便命枢密院将高俅提名为“随驾迁转的人”，又不到半年，直接擢升为殿帅府太尉。明代思想家李贽感慨：“边功滥叙，私恩骤迁，千古同弊。”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更是直白点破：“不容他在家，却容他在朝，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平心而论，让一个“帮闲的破落户”一步步爬上高位，责任并不全在高俅，若无权力的“抬举”，他终究不过是一个陪领导踢球的食客罢了。

高俅案的吊诡之处在于，让法律失守的恰恰是制定法律的权力本身。本应通过制度获得感化与改造的罪犯，却遭到权力毫无原则的法外赦免。各级官员出于自身利害考量，纵容宵小不断攀附权贵、层层拔擢。最可悲的是，那个对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的人，竟坐上了大宋天子的宝座（史书语：“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如此上下交相失守，再严密的立法、再缜密的制度，又何谈尊严与威慑？难怪金圣叹评道：“作者盖深著破国亡家，结怨连祸皆由是辈始也。”

这也正是今天重读水浒“第一案”的现实意义：一个社会的公正，不仅取决于法律的严密程度，更取决于法律能否得到普遍的遵守与忠实的执行，以及权力是否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倘若“不容他在家，却容他在朝”得以上演，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法阻止“乱自上作”的历史循环。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

责编：肖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