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里的传统文化与精神力量-koko官网下载

□冻小林

京剧形成于清代乾隆末年，1790年，四大徽班先后进京献艺，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融合昆曲、秦腔等戏曲的唱腔、表演与剧目，逐步形成以西皮、二黄为主的声腔体系，最终发展为京剧。

晚清至民国初年，京剧进入成熟与鼎盛时期，涌现出大批优秀演员，表演体系日趋完善，行当划分精细，唱念做打并重，成为全国性主流剧种，深受各阶层喜爱。新中国成立后，京剧在整理传统戏、创作现代戏、培养青年演员等方面持续发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

京剧艺术流派纷呈，老生行当流派最为丰富：谭派唱腔苍劲古朴，是诸多流派的基础；余派韵味醇厚、注重唱功；杨派气势恢宏、做工沉稳；麒派以表演细腻、情感真挚见长。

旦角流派影响深远：梅派端庄典雅、唱腔圆润，集大成之美；程派唱腔幽咽婉转、深沉含蓄；尚派刚健明亮、身段矫健；荀派活泼俏丽、擅长花旦表演。

此外，净行有金派、郝派、侯派等，丑行也有自身艺术特色。各流派在唱腔、身段、表演风格上独具一格，共同构成京剧丰富的艺术宝库。

如今，京剧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不断创新，成为展现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

经典剧目蕴藏多样精神内涵

在灿若繁星的传统京剧剧目里，具有家国情怀的京剧传统剧目有很多。其中，《精忠报国》中南宋岳飞率军抗金，以“精忠报国”为信念，屡破强敌，却因奸臣秦桧陷害而含冤遇害。岳飞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体现了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以及“保家卫国”的使命意识，超越了个人荣辱。《穆桂英挂帅》中，年过半百的穆桂英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将家族恩怨置于民族大义之后，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赵氏孤儿》通过程婴舍子救孤的悲壮抉择，展现了信义重于生命的道德高度。程婴的“舍子取义”、公孙杵臼的“以死明志”，展现了对家国责任的极致担当。他们牺牲个人与小家庭，守护的不仅是赵氏血脉，更是对正义与家国存续的坚守。《捕鼠》中包拯微服私访，智斗权贵，不徇私情、不畏权势，以“铁面无私”的为官准则，在复杂官场博弈中坚守正义底线，展现了古代官员清廉自守、为民请命的坚韧操守，极具现实警示意义。这些剧目用戏剧化的方式构建了完整的道德坐标系，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冲突时，懂得“大我”高于“小我”，都是对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

《红鬃烈马》中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展现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守；《白蛇传》打破人妖界限，歌颂自由婚恋和平凡生活；《锁麟囊》中薛湘灵“赠囊”时的“不求回报”，以及赵守贞“知恩图报”的良性循环，展现人性中的温暖与互助。这些剧目在传统礼教框架下，依然迸发出人性解放的火花，提示现代人如何在规则与人性间保持“利他之心”“勿以善小而不为”，体现了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

《铡美案》中陈世美考中状元后抛妻弃子，甚至派人追杀发妻秦香莲。包拯不畏权贵，以虎头铡处决陈世美，彰显“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司法公正。剧中秦香莲的坚韧与包拯的刚直，形成善恶对决，最终正义得胜，深刻传递了“天理昭昭”的传统价值观。再比如《徐策跑城》，老臣徐策为救忠良之后，不顾年迈，徒步奔走皇城，最终促成冤案平反。

对现代社会的启示价值

家国情怀，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永恒主题。京剧舞台上的岳飞、苏武、穆桂英们，既蕴含着对个体家庭责任的执着坚守，更彰显了对国家民族大义的自觉担当，将忠、孝、节、义熔铸为舞台上永恒的精神坐标，如星辰般为家庭建设、个人发展导航。

例如，《强项令》中歌颂了执法不阿，宁折不弯的洛阳令董宣，开创法大于权的政治气象，是地方官“为民除害、坚守底线”的政绩典范。《贞观盛事》展现了明君纳谏、贤臣匡扶的顶级政治智慧。《海瑞上疏》讲述了冒死进谏、整肃朝纲的千古名臣海瑞为民请命、力挽狂澜的故事，彰显“以死报国”的从政担当。这些剧目的剧情和人物，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为官治国理政的政治风骨和无私担当。

“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自古以来，社会都对公平正义有着不懈的向往和追求，这自然也体现在京剧舞台上。《铡美案》中包拯“铁面无私辨忠奸”的司法理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执法精神，面对驸马陈世美的权势，他以“龙头铡”捍卫法律尊严，不为权贵所动，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不谋而合。《徐九经升官记》通过滑稽表象揭示的为官之道，对当代廉政建设具有镜鉴意义。

舞台之上，鼓点铿锵，水袖翻飞。一板一眼间，那《四郎探母》中杨延辉撕心裂肺的思念，《穆桂英挂帅》中那五十三岁重披战甲的女英雄，皆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京剧这座巍峨的文化殿堂里，不仅是回荡于耳畔的悠长唱腔，更是从历史深处奔涌而出的精神长河，滋养着代代炎黄子孙的灵魂。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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