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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为桥 “典”亮非遗

2026-04-30 11:22:28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目前中国拥有世界级非遗45项、国家级非遗1557项,国家级、省、市、县四级非遗总量超过10万项,但“大量非遗都存放在仓库中,没有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奥戈

《法治周末》记者 吕静

文字非遗是指以文字为载体,承载和传承特定文化、历史、艺术或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月20日,谷雨时节,恰逢仓颉造字之日,联合国第17个中文日之“典”亮非遗系列活动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正式启动,来自文化、教育、外交、传媒等领域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整场活动探讨了中文与非遗在当代的创新表达,更明确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文字活化的技术探索

在主题分享环节,教育元宇宙国际实训体系研究院副院长霍达介绍了“ai汉字稽古坛”项目的研发历程与核心成果。

“ai汉字稽古坛”的核心展品是一面由32个两米高的木框组成的汉字墙,总长约20米,共镶嵌9829枚刻有小篆体汉字的木活字。每个木活字内嵌数字芯片,参观者通过手机即可读取该汉字从甲骨文至今的完整演化信息。整件展品由36500余组榫卯结构组装而成。

霍达坦言,该项目以汉代文学家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为根基,历时十余年,探索形成了文化、科技、艺术三位一体的文字活化路径。在文化层面,项目团队系统梳理了从陶文、经文、小篆到简体汉字的发展脉络,厘清了较为完整的汉字演变体系;在技术层面,团队对照活字印刷术的传播逻辑,结合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变革趋势展开研究,提出纸芯片、算力、智能硬件已成为当下文字传播的全新载体;艺术创新方面,该项目将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与汉字540字根(“汉字540根”通常是指《说文解字》中的540个部首,被视为汉字的基本构字部件,即“字根”)的组合逻辑相结合,认为二者在结构原理上高度契合。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筹备全球巡展等系列活动,持续推进非遗国际传播,以非遗出海为抓手,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华汉字文化的独特魅力。”霍达说。

6000件“德”字藏品的坚守

北京崇德堂匾额博物馆馆长李培义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对非遗活化困境的关注。

李培义介绍,北京崇德堂匾额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以传播道德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馆藏6000余件藏品均带有“德”字,涵盖匾额、书法、篆刻、石条、拓片五大类别。该馆同时落地了北京年画、北京手工装裱修复字画两项非遗项目,并配套建有崇德书院。

“书法、篆刻、楹联都是非遗项目,一张普通的书写作品就能融合至少3个非遗项目。”李培义强调,“所有传统文化、非遗都发源于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传统文化。”

李培义指出,目前中国拥有世界级非遗45项、国家级非遗1557项,国家级、省、市、县四级非遗总量超过10万项,但“大量非遗都存放在仓库中,没有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他呼吁各界用文字的力量,把非遗从宝库中“请”出来进行活化利用。

汉字非遗出海的困境与法律指引

与民间舞蹈、音乐等可通过视听直接感知的非遗类型不同,以汉字为核心的非遗在海外传播时,面临一道天然的门槛。

“海外受众不仅得先理解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些造字逻辑,还要能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去欣赏中国特有的艺术美,才能真正读懂书法、篆刻的内涵,这一审美门槛和文化门槛比很多视觉艺术要高。”江苏泰和(泰州)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学者型律师宋亚洋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谈道。

宋亚洋直言,文字非遗出海无法脱离中文学习单独推进,天然与海外华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成嵌套关系,书法、篆刻等传统文字艺术要实现稳步“出海”,离不开中文教育先行铺垫、筑牢根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已于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非遗公约框架下获得了国际层面的文化地位确认,这至少为出海提供了公法认可基础”。

而当书法家的作品被擅自复制,或者古籍字体被数字化商用,法律又该如何发挥作用?

宋亚洋强调,书法作品本身,法院通常会将其作为美术作品保护,只要在笔画布局、结构曲直上体现其独特性,就能获得著作权。但字体设计的情况更为棘手,由于字库里的单字被视为软件工具的一部分,必须与已有字体“明显区分开”,才有受保护的可能。

至于古籍字体的数字化复刻,难度则更大。“古籍里的字早已进入公共领域,人人可用,若只是简单原样复制、数字化,没有新的独创性设计,法律上基本无法获得著作权。”宋亚洋表示,“只有在原字基础上进行改编、形成新风格,才可能受到koko官网下载的版权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字体koko官网下载的版权保护在国际上并无统一标准。“《伯尔尼公约》对‘文学艺术作品’定义较宽,保护书法作品没有问题,但字体设计并非公约强制保护项,各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保护。”宋亚洋解释道,“这意味着,一款字体在国内受保护,到了其他国家可能就不被认可。”

针对字体出海,他着重提醒了三大注意事项:一是各国对“独创性”的认定门槛存在差异,国内予以认可的标准,在海外市场可能被否定;其二,公共领域素材的复刻维权存在诸多难点,多人可基于同一古籍创作字库,容易引发权利归属纠纷;其三,海外诉讼的时间、精力及经济成本高,且取证、执行难度大,绝大多数创作者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耗。

宋亚洋建议:“创作者出海前,务必摸清目标市场的法律逻辑和标准,不能想当然、过于理想化。”具体而言,传承人、企业或者机构要提前做好知识产权布局,及时为书法作品、字体设计等完成著作权登记,提前注册核心品牌及代表性字样,避免海外抢注。此外,与海外公司合作时,需在合同中明确作品修改权限、违约界定、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方式,完善的合同是后续维权的关键依据。

责编:吕静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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